正生書院的學生在群情兇猛之中佇立的鏡頭，贏得了大眾的尊重和掌聲。他們的年紀那麼小，他們只是孩子，不過是一群走偏了路拐錯彎的孩子。如果連孩子都無法給予改過的機會，這個社會還可以怎樣？
道理上，他們甚至比任何提早參加自願驗毒計劃的學校，更drug free了，可卻還是因為一個「毒」的標籤，被看成洪水猛獸。連日來梅窩人被口誅筆伐，人人都想起十年前的麗晶抗爭，不禁要問﹕十年過去了，社會有沒有進步過？
當年「深入虎穴」協助排難解紛，事後寫成個案研究報告的中大社會學系副教授陳健民說，最大不同是現在的特首比從前的高調，不過淨會「抽水」呼籲包容於事無補！
「十年了，政府一點都無進步！」
十年前麗晶花園居民的暴烈抗爭，陳健民仍然印象深刻，以致於他周一讀報有關梅窩居民Vs正生書院的新聞時，很快就聯想到那裏。當年麗晶居民勢要迫走愛滋病治療診所，掛橫額打人絕食，抗爭如火如荼之際，政府決定成立調解小組，委任陳健民和其他中立的民間人士加入。功成身退後，二○○二年他發表了《鄰近社區對愛滋病治療設施的抗拒——九龍灣健康中心個案研究》。「我自己當時當然是站在愛滋病人的立場，但作為社會學家有一種才能，就算對抗性意見也好，都好想了解，為什麼他們這樣攻擊病人？」
今回讀報，他第一個反應好同情學生，不能接受社會完全沒有寬容；第二個反應是，為什麼會這樣？很快他就歸納出十年前後兩宗事件的異同。
同：
（一）居民
●不接受正生書院的強烈反應，一樣是出於NIMBY Syndrome，Not In My Backyard或避鄰的保家症候。
●不反對的居民礙於群眾壓力和情緒反應不敢張聲。強烈情緒多由領袖帶動，背後甚至有人有政治目的，強勢意見領導下，其他人被假定同意。麗晶當年正值區選會選舉，直至有支持建立設施的候選人取得很多票，才知道並非所有麗晶居民都反對。不過，此人最後仍敗給領導居民抗爭的領袖。至於今次梅窩抗爭，表面暫看不到有沒有人藉事件建立領導地位。
（二）政府帶頭污名化
政府同樣扮演了將一個問題污名化引發恐慌的角色。以前宣傳愛滋病會殺死你，人人一聽濫交同性戀性工作者就恐慌，今次則與政府這兩年禁毒政策大變有關﹕從前是開明的「濫藥」，現在是殺無赦的「吸毒」，黃仁龍大刀减斧向吸毒宣戰，大力宣揚吸毒後失常等恐怖反應，又暗示會傷害他人。傳媒好自然因應政府設定的議題和應，大量報道索K吸毒新聞，導致人人聞毒色變。「正生書院一早存在，為什麼（十二年前）在長洲（開分校）時無人抗拒，現在就有？因為政府改變了策略。我不是說這有錯，但一定有後遺症，政府應該一早想清楚如何面對。」
（三）社區——邊緣中產階級
麗晶是居屋屋苑，有一大群老人家，在這裏住上很多年，心理上以此為最美好居住狀態，他們對外來的威脅特別敏感。梅窩亦有一群邊緣中產（更有錢的會選愉景灣），也有一群本土原居民，流動性低，有強烈歸屬感。面對外來威脅他們即時生起多種感覺，一種是由政府文宣而來的非理性恐慌，另一種是理性的恐慌，例如擔心旅遊下跌經濟樓價蒙受損失。
（四）政府角色
政府處理同樣失當。今次特首官員見社會輿論支持，行出來說話很好聽，好多協助正生的細節工夫卻沒有做，沒有與當地人對話，不透明。跟十年前一樣，以為做完正規程序登了憲報就算做了諮詢。
異：
「唯一分別是以前的特首不高調，現在不同了，有民意的地方就去抽水！」
正生要留在梅窩
為要向社會傳達反歧視的正面信息，陳健民認為，事件必須以正生書院落戶梅窩告終。接下來，正生和政府需共同為此付出努力，首要考慮解決社區關係問題，證明康復人士對社區不會構成損害。可考慮一些做法如多購買當地的物資和服務，開放校舍給居民參觀、辦嘉年華會，甚至借出地方提供社區設施。他並建議正生暫時應擱下在梅窩開店的構思，避免與民爭利。「當年的健康中心已經起好、米已成炊，根本無走位空間，現在的正生個案其實有更大的彈性。不過，任何新的選址，都只能是基於更好地使用土地或建築物的原因，而非加強標籤正生學生，亦不能令正生書院有被迫接受的感覺。」
陳健民說，以往政府在地區安置不受歡迎設施很多時候採取低調，不覺意間開一間精神病中途宿舍，一個戒毒設施，大部分時間沒有問題。也不一定就放在公共屋鸷，又一村都有一家兒童院，從前的愛滋病治療中心本設在商住混集的油麻地（但病人出入破落的廟街看病會加強標籤效應，並不理想，故有搬遷需要）。然而，如果政府在另一頭高調打擊毒品，就不應該想像正生可以低調進入梅窩，加上社會發展預期政府提高透明度，低調的方法將愈來愈不適宜。
共同分擔不受歡迎設施
對於有梅窩人不滿偏偏選了他們的社區，陳健民說，社會有多類型的設施需要大家承擔，只要不是過於集中一個地區，就有道德責任接受，就算富裕如數碼港的富豪區，也有此責任。美國有一條Equal Share Law，也有一個透明及嚴謹的規劃制度，當地人一般會透過法律解決這類問題。香港的規劃大綱圖則定得很鬆，被劃定為公共用途的，可以是公園亦可以是一間診療所，問題是香港官僚系統在整個規劃過程有很大權，在最後一刻硬「塞」一件東西亦不違反規劃程序，居民無從參與，增加發生衝突的機會。
回想麗晶當時，由於居民衝突愈演愈烈，調解小組一邊打傳媒戰，一邊走入居民當中逐點解答和應對，從而解釋有關愛滋病的資訊。「當時可謂深入虎穴做爛頭卒，居民講晒粗口……所以說，政府不能夠一下就擺正生入去，要想清楚如何解決矛盾。」當年平機會本來已掌握足夠證據檢控幾個居民代表違反歧視條例，後來考慮到不想進一步將雙方衝突加劇而作罷。
地區團結可變狹隘
「現代社會的兩難是，地區團結並不一定締造公民社會，也可以變得好狹隘。必須提高寬容價值，否則社會裏很多局部利益互相抗衡，政府有一個促進寬容的角色，要注意政策的後遺症。」他讚揚近年政府宣傳愛滋病，已懂得在大眾層面宣揚包容愛滋病人，再針對找出高危團體如貨櫃車司機、吸毒者及性工作者，個別深入進行宣傳預防工作，不明白為何在禁毒宣傳上卻走回頭路。
「現實並非所有青少年都吸毒，那些禁毒廣告看似平靚正，但對吸毒的青少年全無作用！不如將錢用來請多幾個社工，發展網絡去尋找高危群體更有用。從來就是沒有人研究過政府宣傳有什麼作用？根據什麼科學基礎？除了令傳媒多報道了案件，引起社會恐慌之外，還做到什麼？」
文 黎佩芬
編輯 梁詠璋
明報‧2009年6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