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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man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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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海茫茫,在這裡與你相遇算是有緣。我在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任教,平時愛讀書、喝茶、看山與小女兒玩耍。我嘗試以理論政,以心觀照世情,並在這空間與你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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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條民運路線的抉擇

Posted by chankinman 於 十月 31, 2006

星期天我帶了一位內地著名知識分子走在遊行隊伍中,體驗港式民主運動。我說港人對民主已有清晰的訴求,主要障礙還是在北京,喬曉陽便是專程南下說明爭普選時間表沒有法律依據。朋友不同意,說港人不懂中國官場的「潛規則」,不知道領導人口裏說「不同意」卻又不採取行動阻止你做的時候,就是讓你去做了。對他來說,喬曉陽其實沒有反對特區政府去研究和制訂普選時間表,港人便應通過政改方案,馬上集中精力去研究普選方法和時間,自然水到渠成。港人事事要說清楚,還要有法律根據,突顯兩地的文化差異。

我沒這位朋友那樣樂觀,但同意中港有相當的文化鴻溝,要就普選達至共識要透過重複互動後方能掌握兩地的政治理念和做事手法,所以我一直贊成民主派與中央破冰後要有多層次接觸,亦希望政改能達成共識,作為民主派與中央合作的開端。但月來民主派有一套理論,認為香港民主化決定於民眾的壓力,假如將政改與時間表綑綁,加上群眾運動,可有機會短期內爭取到雙普選的承諾。即使因此把政改拉倒,民眾的壓力會累積在2012年的政改,成功機會與時俱增。

我對香港民眾爭取民主的決心在周日遊行後亦充滿信心,但上述的理論只集中分析當權者抑壓民主所要付出的「代價」,而沒有考量實行民主對他們的「代價」。只有當前者付出的代價比後者大時,當權者方願意放權。譬如說,曾蔭權這兩天肯定在計算進一步改革政改方案要付出的代價與維持方案不變所付的代價何者為高。在民情洶湧下,方案原封不動而遭立法會否決,肯定會令曾成為大輸家,他能夠駕馭大局的能力將受到各方質疑。但假如曾決定取消委任制,一方面可能會開罪保守派,認為政府太過軟弱(在深圳的政制交流會上,便有一左派人士「提醒」政府如進一步修改方案,必須重新諮詢他們),假如最後的方案還是通不過,便會賠了夫人又折兵。如果取消委任制亦要在兩種代價中權衡,對普選的承諾,肯定要考量更多。

企硬﹖妥協﹖

究竟企硬或是妥協會更快為香港帶來民主﹖誰也不知道。前者考量更多是增加當權者壓制民主的成本,後者考量更多是減少當權者實行民主的成本。

拿共產時期東歐的經驗來看,因為主權受蘇聯控制,反對派無論採取什麼策略——匈牙利在1956年革命失敗後經歷高壓統治,其後自由派分子在黨內進行自由化政策﹔捷克在1968布拉格之春後知識分子與政府劃清界線,憲章七七成員以他們的道德力量批判建制直至共產黨倒台才加入政府﹔波蘭團結工會雖然有力量推翻政府,但卻實行一個「自我克制運動」(self-limiting movement),經常與政府和教會舉行三方會議,尋求改革——最後還是因為蘇聯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才提供全面民主化的機遇。也就是說,無論民主派採取溫和合作路線或者是強硬路線,香港何時能實行全面民主全視乎中央政府的變革,沒有科學的方法計算何者能加速此過程。

但假如兩條路線在何時能達到終點均不確定,也許我們便應選擇在短期內能帶來明顯進步的路線。現時的政改方案包含不公正的選舉方式和在民眾中的支持率已跌到不及一半,民主派根本毋須考慮。但假如政府把委任議席取消,民主派便應考慮改良方案是否有利於改善目下香港的管治問題。當然,民主派考量通過或拉倒時,亦有他們必須計算的代價。究竟改良方案會釋放更大的民運力量或是會令民眾的熱情消退﹖究竟接受改良方案會擴大個別黨派的發展空間或是會被忠誠支持者唾棄﹖在未來兩星期,政府與民主派必須小心盤算,因為每走一步,都可能影響博弈的結局。

明報‧2005年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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