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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man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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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海茫茫,在這裡與你相遇算是有緣。我在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任教,平時愛讀書、喝茶、看山與小女兒玩耍。我嘗試以理論政,以心觀照世情,並在這空間與你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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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推動全球民主浪潮

Posted by chankinman 於 十月 31, 2006

陳日君擢升樞機,並向教宗引見李柱銘和黎智英,一時間香港民主運動三位一體的領導齊集梵蒂岡,北京、香港保守派嘩然。過去兩年,內地和香港一些評論員經常質疑陳日君主教和朱耀明牧師推動民運,是以宗教「干預」政治。這些評論往往對「政教分離」原則認識非常膚淺,更不明白現時教會支持民主運動,正是政治學者Alfred Stephan所言,是政教分離引出「雙重寬容」(twin toleration)的結果,亦有些人一廂情願,以為天主教會近年的政治取態,完全是陳日君個人的政治立場所致,而不知道自從1962至65第二次梵蒂岡會議(Second Vatican Council)後,天主教已有一套完整的社會思想引導各地教會支持爭取人權、公義和民主。陳主教是在回歸後的香港這樣的歷史時空,落實教會的訓令。

引導教會支持民主人權

著名社會學家Peter Berger指出,現代民主的孕育有賴兩方面的發展﹕

  1. 人人平等的信念,這與基督信仰(Christianity)中認為不管是什麼種族、身分和性別,在基督裏都是合而為一的教導相通﹔
  2. 政教分離(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以羅馬帝國與教廷的鬥爭最為典型,教會其後才從政權核心走向公民社會,政教各安其所。

但在「梵二會議」之前,天主教(Catholicism)無論在內部組織的專制作風和與各國獨裁政權糾纏不清的關係,不單無助上述兩方面條件的發展,教會更被視為獨裁者的同謀。相反,基督教(Protestantism)卻更早實踐「宗教多元」(religious pluralism)的理念,對民主發展產生積極作用。

Samuel Huntington在他著名的《第三波》一書中指出,最早的民主浪潮(1828至1926)主要在基督教國家發生。而Robert D. Woodberry和Timothy S. Shah最近的跨國研究亦發現,基督徒佔人口比例愈多的國家,政治民主的水平愈高。他們認為基督教所以成為民主發展的動力,主要是有幾項因素﹕

第一,是政教分離﹕自從1821年天主教「政教合一」結束後,以基督教為主的國家,教會一方面接受政府獨立自主的地位,另一方面亦接受宗教自由的理念,反對透過政權強迫人們接受基督宗教。自此政府、教會在結構上分離,互不控制,此即「雙重寬容」。但政教分離並不表示兩者互不相干,作為公民社會一部分的教會,與政府可相互合作,亦可互相監督。相反,天主教會或求維持其在宗教領域的單元領導,或求透過政權實踐其道德理念,不惜與一些專制政權(如二戰時的意大利和德國、戰後的拉丁美洲軍政府)合作,成為建制一部分。

第二方面,早期民主理論亦受基督思想影響不小。英國清教徒反帝制思想仍植根於其基督信仰﹔洛克、曼德遜等思想家均深受基督教加以文主義(Calvinism)影響,而「社會契約論」則與加以文派的「社會約章」一脈相承。基督教對罪性的認識,亦影響了美國憲法提倡權力必須制衡的理念。正如一位基督教神學家的名言﹕

「因為人有追尋公義的能力,令民主成為可能﹔因為人有行惡的傾向,令民主變得不能或缺。」

上述兩點其實與Peter Berger的說法不謀而合,Woodberry和Timothy進一步指出,脫離政府體制的教會必須動員更多教友的捐助和義務工作,促進了公民社會的發展。而教會對普及教育的支持,雖為傳播福音,卻間接促進民主的發展。他們更留意到教會在出版刊物方面(傳福音和神學辯論)作出的努力,不單改進印刷技術,更促進西方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的出現,令輿論得以影響政府決策。

此外,社會學大師Max Weber認為基督教倫理促進資本主義的興起,而市場制度和經濟發展水平一直被公認與民主息息相關。Woodberry和Timothy研究發現,基督徒愈多的國家,經濟發展水平亦愈高。最後他們亦發現基督教國家貪污情況亦相對輕微,對鞏固民主有幫助。因為基督教有利民主發展,Huntington指出大多基督教國家已民主化。但近年基督教在非洲和亞洲仍在擴展中(以靈恩派勢頭最猛),會否再次成為民主化的動力,有待觀察。
過往30年,最令人注目的反而是天主教國家急速民主化的現象。Huntington認為除了經濟因素以外,天主教是引發第三波民主浪潮(1974- )的最主要動力。這股動力的來源,在於天主教會神學思想的轉變,今天學者都認為教宗約翰十三世召開的梵二會議是一個分水嶺。但如果向上追索,梵二的精神許多是來自天主教神學家Jacques Maritain和John Courtney Murray,而兩位神學家均深受美國憲法的影響,認為教會不應以控制政權來傳揚福音,而應透過一個民主政體對宗教自由(亦包括其他宗教)的保護來實踐。

過往30年天主教國家急速民主化

這種宗教多元的理念並未得到當時教宗所認同,但自約翰十三世上任後,這種理念逐漸得到肯定。他在1963年發表的教宗通諭Pacem in Terris中,首次表達天主教會對人權的關注。更重要的是其繼任人保祿六世的通諭Dignitatis Humanae,提出宗教自由是上主賦予人類最基本的權利,任何個人、群體和政府不應干預個人對真理的追尋。

梵二會議後,天主教對政治的關注出現明顯變化,教宗約翰保祿二世更是透過出訪多個共產和專制國家宣揚民主、人權與宗教自由的關係。他說﹕

「我不是民主的福音使者,我只是教會的福音使者。但教會的福音涉及到人權的各個方面﹕如果民主能保障人權,那麼民主亦應是教會福音信息的一部分。」

當梵蒂岡確定支持民主政制(而不是控制或依附政權)才能確保福音的傳播,各地天主教會與專制政府的關係出現戲劇性的轉變。西班牙天主教會首先撤回對弗朗哥獨裁統治的支持,加上另一天主教國家葡萄牙的民主化,觸發全球第三波民主浪潮。

此浪潮對西班牙殖民地的拉丁美洲國家影響至深。梵二會議的精神和本來就在拉丁美洲孕育的「解放神學」相互激盪,巴西的天主教會積極投入與獨裁政權的鬥爭,爭取民主與公義。中美洲的危地馬拉、薩爾瓦多的天主教領袖轉變成政權的批判者以致遭刺殺。當民主浪潮席捲九個拉丁美洲國家之際,菲律賓的天主教會亦從政府與地主階層的伙伴,搖身成為「人民力量」的驅動者,將獨裁者馬可斯趕下台。這股天主教民主力量期後再返回南美洲,衝激智利和墨西哥軍政府,然後在1989年,以骨牌效應從波蘭、匈牙利開始推翻共產政權。Huntington計算,從1974至1989年間民主化的國家中,有四分三竟是天主教國家﹗
雖然如此,Daniel Philpott認為不同國家的天主教會對民主化的影響仍有差異,主要是受到下面因素影響﹕

  1. 天主教徒人數(西班牙94%,菲律賓84%)﹔
  2. 教會是否能獨立於政府運作﹔
  3. 教會與梵蒂岡的聯繫﹔
  4. 教會與其他群體的聯繫。

香港天主教徒只佔人口幾個百分點,但卻具備其他Philpott所列之因素。在中國,天主教徒估計有700多萬,但教會對內對外的活動都受到相當控制。天主教在香港民主化上將有相當的影響力,但卻難與其他天主教國家相比。從校本條例和世貿衝突事件中,家長和警隊對陳主教的批評便可見一斑。

港難與其他天主教國家相比

香港如此,中國天主教徒要對國家民主化作出貢獻,就更是遙遙無期。現在中國為了孤立台灣,爭取與梵蒂岡建交,或者會給予天主教會更多宗教活動的自由,以換取梵蒂岡自我限權(如任命主教)和對政權的認可。不過觀乎梵二會議後,各國天主教會相繼放下對專制政權的依附和恐懼,今天中國三自愛國教會的妥協路線已與天主教神學思潮格格不入。如果我們國家始終不懂得尊重宗教自由,天主教無可避免在適當時候投入民主運動,用民主來保障天主教和其他宗教的信仰自由。

明報‧2006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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