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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man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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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達參選所為何事?

Posted by chankinman 於 十月 31, 2006

民主黨主席李永達參選特首,在民主派中引起爭議。有認為民主派一面爭普選,一面參與小圈子選舉是自相矛盾。有認為民主派既無勝算,何必陪跑為曾蔭權造勢。有個別民主派議員則表示只願意當反對派,對加入李永達內閣態度冷淡。更有認為民主黨難擔大旗,不願投身旗下。本文則從民主運動的角度探討民主派參選特首的意義。

展示執政意志和能力

亨庭頓教授在他的《第三波》一書中指出,自70年代中以來的民主浪潮中,以群眾運動推翻專制政權的實屬少數,多數民主化成功例子,是建制內的自由派精英從上而下帶動政革,或者是在反對派壓力下遂步實行民主。西班牙國王卡洛斯、總理蘇亞雷斯、台灣的李登輝、蘇聯的戈爾巴喬夫和不少南美洲的軍政府將領,都是在建制內推動民主政革的人物。從這角度看,多一個有民主信念的人進入建制,便多一分改革力量。過往20多年民主派參與無實權的區議會選舉和小圈子的功能團體選舉,都是這種心態。即使當區議員、立法會議員在建制內影響力有限,在參選過程中(特別是立法會的普選)卻能喚起民眾的民主意識,以及透過選民的支持確立民主訴求的認受性。

問題是特首選舉既非普選且毫無勝算,參選意義何在?或者我們應先檢討一下民主派過往策略的得失,再回頭看此問題。

董建華出任首屆特首不久便與民主派鬧翻,將民主派在建制中邊緣化。期後實行的高官問責制和統治聯盟進一步排斥民主派,迫使後者成反對派,在重大政治問題上與政府抬扛。這種「排斥性政治」在某些民主國家(如英、美)尚可推行,但不得民心的董政權卻在排斥民主派過程中進一步損害自身認受性。

面對一個弱勢政府,民主派的抵制態度加深了管治危機,但亦突顯了政治制度的缺陷──缺乏民主制度下的政黨政治,行政與立法、政府與社會的緊張關係將難以疏解。透過民主派與公民社會組織的努力,過住兩年有更多市民認同民主的訴求並且投身其中,民運的基礎已經擴大。

但社會動員的結果換來的是中央封殺07、08雙普選,此中癥結是中央對民主派的政治忠誠和管治能力仍不放心,擔心民主派透過普選上台後搞亂香港。這種擔心其實在香港中產階級中亦普遍存在,認為民主派雖努力維護香港的自由、法治、公平等核心價值,但卻缺乏管理社會的人才。在03年區選中,許多投民主派一票的,只是為向「保皇黨」說不。但04年立會選舉在比例代表制下,更能看到民主派選民基礎並無大幅增長。民調更發現在董建華民望下滑時,市民對政黨的信心同樣處於低谷。

民意對管治的重視,可以從曾蔭權在民調的表現中見到。除了在金融風暴中擊退大鱷外,市民一般都說不出曾蔭權的政績。而無論曾蔭權主理政制改革或西九龍發展有多少缺失,他的民望卻一直高企不下,令人感到詫異。一方面這可能反映了人們對殖民時代的眷戀,另一方面政務官那種「淡政治、重行政」的作風,亦可能切合不少港人的務實心理。在近日有關特首任期的釋法爭論中,市民反應冷淡,甚至有更多人支持釋法止爭,可見不少人經歷多年政治爭拗後,盼望能回復平靜的日子。大多市民急切要求的,是提高政府的施政水平,而這亦是中央棄董挺曾的原因

在民心求治的背景下,要將民主運動推前一步不單要靠民間團體繼續施加壓力,民主派亦要展示一種執政的意志和能力,令市民覺得民主化會帶來真正的選擇。在這樣的視野下,民主派參選特首,並非志在當選的奇蹟,亦非在揭露小圈子選舉的荒謬,而在於在民眾和中央的注視下,表現其超越反對派的政策理念和領袖風範。要能達此效果,在競選過程中不能只糾纏在一些政治議題上(如釋法和雙普選),還要在社會和經濟政策上提出新理念。競選團隊必須表現專業理性、競選策略要溫和節制,即使輸了選舉,亦要贏到市民尊重。

現時單靠李永達或民主黨似乎難以產生這種效果,必須待45條關注組或一些有名望的議員或社會人士加入競選團隊,方能成事。不過民主派中既無前政府高官,亦無商界領袖,一時間要產生一個有管治能力的內閣談何容易。民主派可以做的反而是藉競選向市民宣示其執政的誠意和理念,洗脫其「逢政府必反」和「口號政治」的形象。

洗脫「 逢政府必反」 形象

更深一層的,是面對一個管治能力較強、民望較高的新特首,民主派日後應採取何種策略與政府互動,避免出現過往的雙輸局面?對此問題的答案,將影響民主派在這次特首競選中採取的姿勢。同事蔡子強曾對我說,假如民主派參選,最重要的不是如何撰寫參選宣言,而是如何撰寫落選宣言。民主派會怎樣看待曾蔭權?應該全面否定、抵制直到民主到臨的一天?抑或透過與新政府策略性合作,在共同改善特區管治的過程中,開拓政改的空間?或者我們細心觀察民主派的競選策略,便可窺一二。

明報‧2005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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