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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man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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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是普世價值——回應曾鈺成

Posted by chankinman 於 十月 31, 2006

自1989年起在蘇聯、東歐出現的共產政權骨牌式倒台,結束了長達40年的冷戰和帶來一批新興民主國家。這場「蘇東波」令西方不少政客和學者處於亢奮狀態,美國政治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1992年撰書提出「歷史的終結」,認為資本主義和自由民主已獲得最終勝利。我估計末代港督彭定康亦是在這樣的氛圍下,不惜犧性英國的經濟利益而與中國對抗。對英美來說,連共產主義老大哥蘇聯都解體告終,六四屠城後的中共還能挺得多久﹖

但在福山出書的同年,鄧小平南下廣東,再次推動改革開放。十多年來,中國國力持續上升,在世界貿易和國際關係上不斷突破,不單避過解體危機,還有崛起之勢。雖然如此,中共仍處處防範西方圍剿,對民主自由心存恐懼。這種「國際戰略視野」一直影響中央對港人爭取民主的評估,認為西方敵對勢力有借香港民主化「和平演變」中國之企圖。

曾鈺成先生於本報7月22日和8月7日分別為文,借福山新書《美國在十字路口》討論美國輸出民主的問題,和應中央官員批評香港政界人物勾結外國勢力。他亦以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一書批駁福山視民主為普世價值的論斷,認為民主人權可能只是西方文化的產品,未必能在其他文明體系紮根。曾先生雖然愛國心切,但為文留有餘地,對西方民主是否為普世價值和能否為別國人民帶來幸福只是存疑。這種開放態度,引發筆者為文回應,希望問題愈辯愈明。

亨廷頓﹕愈來愈現代化 卻愈來愈不西化

福山的論斷秉承「現代化理論」的觀點,認為每一社會只要往工業化、都市化、普及教育的方向發展,無可避免會出現龐大的中產階級、公民社會和要求溫和改革的政治文化,最終帶動民主化的出現。亨廷頓對此自然不會陌生,在他1991年得獎作品《第三波》中提出5項造成第三波民主浪潮的因素,便包括經濟發展這一項。當時他認為第三波浪潮仍在發展當中,但1996他出版《文明的衝突》一書時,顯然已認為西方民主在基督信仰圈外難以拓展。更重要的,是他認為即使意識形態之爭已經過去,不同文明圈的衝突將會主宰未來的國際局勢。特別是西方的傲慢、回教缺乏寬容和大中華圈的崛起仍亂局之源。

亨廷頓提倡將「現代化」和「西化」兩個概念分開。他認為今天西方社會所呈視的形態,部分是現代化的特徵,部分則是西方特徵。這些西方特徵早在現代化之前便存在(The West was the West long before it was modern),而毋須視之為一種普世價值。這些西方特徵包括﹕古典遺產(如希臘哲學、理性主義、羅馬律法等)、基督信仰、源自拉丁文的歐洲語言、神權政權二元分離、法治(憲法精神的基礎,促成對人權和私有財產的保護)、社會多元化、代議制度,以及個體主義(individualism)。

西方的現代化和帝國主義的擴張,為「非西方世界」(在西方以外是一個多元世界,不應簡稱東方)同時帶來現代化和西化的衝擊。亨廷頓總結非西方世界對此作出的3種回應﹕

  1. 全面抗拒﹔
  2. 全盤西化﹔
  3. 折衷主義(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據亨廷頓觀察,非西方國家往往是按下列路線現代化﹕

  1. 開始時吸收大量西方文化,但現代化進展緩慢﹔
  2. 當現代化步伐加快,西化的步伐開始減慢,本土文化開始復蘇﹔
  3. 進一步現代化令西方與非西方勢力較為均等,本土文化就更能茁壯成長。

從考察西方的語言和宗教在全球擴散的情況來看,全球西化的速度正在減退中。

  1. 歐洲語人口從1958年全球24%人口下降至1992年20.8%﹔
  2. 西方基督信仰雖由1900年佔全球人口的26.9%擴展至2000年約30%,卻比不上回教的擴展速度(由1900年的12.4%至2000年的19.1%),主要是回教國家人口增長迅速。

亨廷頓論斷,世界會愈來愈現代化,卻愈來愈不西化(the world is becoming more modern and less western)。而作為西方重要特徵的自由民主,亦不一定隨著非西方國家現代化而成為普世價值。

Amartya Sen﹕民主作為普世價值

諾貝爾經濟得獎人Amartya Sen對亨廷頓的論斷不以為然。他在《Journal of Democracy》1999年7月號發表一篇〈民主作為普世價值〉的論文,指出20世紀最重大的事件莫過於民主已成為主流的管治模式。

他首先說明「普世價值」並不代表世上所有人都同意,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他所謂的普世價值,是指不同地方的人都有理由視之為有價值(people anywhere may have reason to see it as valuable)。繼而,他提出民主的三大功能﹕

  1.  由於民主包含公民及政治權利,這些政治自由對生命發展和公民的福祉有「內在價值」﹔
  2. 民主亦可促使政府在決策過程中認真聆聽公眾意見,這是她的「工具價值」﹔
  3. 民主亦促進公民的互動和相互學習,有助形成社會的價值,這是民主的「建構性價值」。

他認為許多專制政府提出民主會破壞經濟發展的論斷都是沒有證據的。成功的經濟發展有賴許多不同因素﹕開放競爭、利用國際市場、鼓勵投資等,必須一併考量才能論斷政治體制扮演的角色。作為一個單一因素,民主與否對經濟發展沒有顯著影響。既然如此,便應考慮民主的本身的價值來出作制度選擇。

Amartya Sen利用他對饑荒的研究說明,當代的饑荒發生在殖民地時期的印度、大躍進下的中國和獨裁統治下的一些非洲國家,而從未在民主和有新聞自由的國家出現,可見當沒有民主與政治自由,便難於制止政府做出極端的決策。如果讓人民認識民主,他們絕對有理由支持這種能保護他們利益的制度,故民主是普世價值。

Amartya Sen對普世價值未免流於抽象亦過度寬鬆,如果我們將之修改為「不同地方的人只要對該觀念有所認識便多數表示支持」,是否更有說服力﹖從這個角度看,民主是否普世價值便變成實證的問題,而《Journal of Democracy》在2001年1月號的專題「人們怎樣看民主﹖」便十分有參考價值。

綜合幾個研究發現,在不同族裔和發展水平的國家,相當多的人民也明白什麼是民主,也相信民主會為大眾帶來好處。當中,七成的非洲人民將民主定義為追求人權、參與決策和投票權。有七成半的非洲人民支持發展民主,他們亦相信民主政府是最現今最理想的政治體制。他們反對軍人統治、獨裁和一黨專政。南非人權領袖曼德拉便說過,他最早的民主概念並非來自西方,而是來自小時候看見酋長和村民連續幾天在樹下討論部族事務。在亞洲的研究,台灣與南韓同樣有超過50%的人民支持民主。在拉丁美洲,於2000年平均有四成人民支持民主,尤其是在烏拉圭、阿根廷和哥斯達黎加,支持度更高達70%以上。

雖然亞非拉不少人民支持民主,對於民主的實踐狀況,卻有不同評價。超過半數尼日利亞人滿意政府的表現。相反,只有18%的津巴布韋人滿意民主實踐的情況。非洲雖普遍認同民主,卻只有少過兩成的人認為民主能帶來和平和團結、公平和公義。在亞洲,台灣和南韓分別有59%和45%人滿意民主的運作,主要是當時兩地受到亞洲金融風暴影響不同。在拉丁美洲,亦只有少過四成民眾滿意民主制度的運作。

接受民主「內在價值」 對「工具價值」存疑

總的來說,非西方社會對民主的內在價值(如平等參與、自由人權)已普遍接受,對其工具價值(帶來公義平等的社會)有所存疑,而對現實運作中的民主仍有相當不滿,許多新興的民主仍未鞏固。

可惜這些研究沒有包括兩個重要的文明體系﹕回教國家和中國。但基於儒家文化圈中的南韓和台灣已經民主化,中華文化與西方民主價值的接合似乎不成問題。最令人疑惑的,是民主價值能否在回教國家落地生根。

就此,Alfred Stephan發表了一篇重要的文章,指出人們經常把焦點放在16個阿拉伯回教國家(如伊朗、伊拉克等),而忽略了31個非阿拉伯回教國家(如土耳其、巴基斯坦、孟加拉、馬來西亞等)。前者的確沒有民主國家,但後者卻有許多在低經濟水平下仍能維持民主政治的國家。這說明伊斯蘭教及其文化並非一定與民主理念有衝突。像許多世界宗教和偉大文明一樣,在伊斯蘭信仰中,可以找到專制、排他的元素,亦可找到與民主接軌的理念,如諮詢(shura)、獨立思考(ijtihad)等。中東國家拒抗民主,更多是歷史和地緣政治造成,而非文化決定。

九一一以後,福山的樂觀主義一掃而空,反而亨廷頓的觀點得到證實。無疑,亨廷頓正確指出在意識形態以外,不同的文明圈仍會產生激烈的碰撞,但他卻低估了民主自由已超越西方,成為現代化中的普世價值。這種價值自然非從非西方的本土文化孕育出來,但卻能與非西方文化契合無間,只是其工具價值和運行果效仍受質疑。

可以這樣說﹕非西方國家的人民都喜歡自由和平等參與選舉等觀念,但並不認為民主真能帶來公義、團結等果效,有時出於實際(如經濟)考慮,不少人亦願意放下民主原則。

但亨廷頓的研究有一個重要提示﹕以往英美輸出民主,是假定民主國家自然親西方而較易合作。但在文明衝突下,非西方國家即使民主化後亦可以選出反西方,甚至是原教旨色彩的政團(198頁)。親西方與否在乎這些社會有多大程度須向西方「借力」(leverage),好像印度、俄羅斯這些民主體制,同樣可以不賣帳給西方,甚至與之對抗。

回頭看香港,各種調查都顯示市民對民主已有共識。民主是否普世價值,看一看民建聯全名便知道。香港要民主化,是香港的中國人的選擇。民主化後的香港會否成為英美附庸﹖只要想一想香港要借力中國或是借力英美才有發展,答案就清楚不過。

延伸閱讀

  1. 1. Bratton, Michael & Robert Mattes, “Africans’ Surprising Universal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2001: 12(1), pp.107-121.
  2. Chu, Yun-han, Larry Diamond & Doh Chull Shin, “Halting Progress in Korea and Taiwan," Journal of Democracy, 2001: 12(1), pp.122-136.
  3. Huntington, Samuel P.,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Y.: Touchstone, 1996)
  4. Lagos, Marta, “Between Stability and Crisis in Latin America", Journal of Democracy, 2001: 12(1), pp. 137-145.
  5. Sen, Amartya, “Democracy as a Universal Value," Journal of Democracy, 1999: 10(3), pp.3-17.
  6. Stephan, Alfred & Graeme B. Robertson, “An ‘Arab’ more than a ‘Muslim’ Democracy Gap," Journal of Democracy, 2003: 14(3), pp.30-44.

明報‧2006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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