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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man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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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海茫茫,在這裡與你相遇算是有緣。我在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任教,平時愛讀書、喝茶、看山與小女兒玩耍。我嘗試以理論政,以心觀照世情,並在這空間與你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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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active——轉守為攻的民主化工程

Posted by chankinman 於 四月 4, 2007

Proactive」 (主導)一語的原創者Albert Reiss最近離世,他是筆者在耶魯讀書時的方法論老師。那時候Reiss教授年紀已不小,雙目仍然炯炯有神,經常要學生到社區中不同角落觀察。他最著名 的研究是對警察執勤進行觀察記錄,結果發現警察如果是主導介入事件,發生暴力衝突風險較低;如果警察是在市民要求下「回應式」(reactive)介入, 出現衝突的風險反而增加。

這篇破突性的論文當年投到《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時竟被拒登,原因是英語中沒有proactive一字。幸好該文最終為《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採納,今天牛津英語字典(1989, Vol. XII, p.533)亦確認Reiss對推廣proactive此語的貢獻。
採納新語proactive如斯困難,做事要proactive就更難。看這屆特首選舉,曾蔭權手執六百多票,民意遙遙領先,但對選舉論壇仍然誠惶誠恐,避免太多正面交鋒。此舉一方面是維持既有優勢,無謂節外生枝,另一方面,北京一直擔心在辯論過程中,曾蔭權被迫在政制問題上許下過多承諾,徒為政改增添壓力。中央對香港民主化的迴避拖延,已形成一種回應式的守勢格局。這種策略,最終會否帶來更多衝突?

2005 年底政改諮詢期間,中大民調發現有近七成市民要求2012年或以前要實現普選,但如果進一步分析數據,會發現在18至29歲年輕人中,其百分比高達八成 (50歲以上是六成、30至49歲是七成),真是一代如一浪,湧向民主岸!如果2012年中央對普選的訴求仍然交白卷,到時局面將會如何?試想:許多中年 人其實對天星碼頭懷有深厚的感情,但有勇氣坐在推土機上的,卻是一批批年輕人!

研究香港政治文化的學者都知道,70年代金耀基用 Almond與Verba的框架研究已發現,在認知層次,香港人早已像西方民主國家的人民般關心時事;港人所欠缺的,是一種「政治能力感」 (political efficacy)——一種可以改變現實的信心。但自從03年七一遊行後,這種政治文化正在默默變化之中:03年區議會選舉泛民大勝、04年立會選舉泛民逼近半數議席、05年董建華下台、西九計劃擱置、06年選委會選舉泛民告捷,07年區議會和08年立會選舉將會如何?

只有proactive 才能反制

中 央並非對港人民主訴求視若無睹,特別是最近選委會選舉突顯出中產專業高教育群體對小圈子政治的不滿,已帶來相當的衝激。中央對香港民主化一拖再拖,一方面 是基於錯誤的研判,以為港人都是功利實際,隨經濟復蘇,政改訴求便會消散。另一方面,中央亦憂慮泛民為英美台灣勢力利用,香港民主化可能觸發骨牌效應, 演變內地政治秩序。

對於經濟表現和民主訴求這問題,Larry Diamond有精闢見解:如果威權政府搞不好經濟,其認受性就會受挫而引發政改訴求,因為「穩定帶來繁榮」作為反民主的理據已經失效。但即使威權政府能 成功發展經濟,人民亦會覺得生活既已得到改善,何不爭取自由民主?香港人對環保、海港和文物保育的要求,與爭取民主是同出一轍,都是「後物質主義」的訴 求,不能以CEPA取代。至於外來勢力的憂慮,歸根究柢,是中國共產黨要不要將自己放在民主的對立面的問題。如果中央能夠轉守為攻,從上而下主導香港的民 主化進程,台灣還可以指斥一國兩制不可信、利用香港做文章來反對統一嗎?英美還有空間以支持民主來拉攏反對派傾向西方嗎?只有proactive,才能反 制。

其實香港是有條件、有需要和有責任走向民主的,問題是中央能否看清現狀,因勢利導。

說香港有條件實行民主,因為這裏有法治、廉潔有效率的行政系統,以及務實而高教育的中產階級主導選舉結果。說有需要實行民主政治,因為在現時體制下,行政長官愈來愈難取得立法會支持,更無足夠人民授權推動爭議性政策。說香港有責任推行民主,因為香港是全國各省市中最有條件進行民主實驗的地方。胡錦濤主 席在耶魯大學演說時說「沒有民主便沒有現代化」,如果這話不是只說給外國人聽的,中央便應為了中國現代化讓香港先行一步。遠的不說,一國兩制本來是為了向 台灣示範,促進統一。沒有民主的香港做什麼示範?如果在中國主權下容不下民主香港,憑什麼說服有普選、有軍隊和有美日介入其中的台灣回歸中國?

Proactive 難,卻非不可能。過去30年,由威權政府主導的民主化例子比比皆是,包括西班牙、巴西、秘魯、墨西哥、厄瓜多爾、危地馬拉、尼日利亞、匈牙利、保加利亞、 蘇聯、南非和台灣等。據哈佛Huntington教授的計算,近半在上世紀70到90年代民主化的國家都是採取這個模式。其中,尤以西班牙的例子最能體現 有秩序放權的藝術,成為這類型民主化的典範。

西班牙有秩序放權的proactive思維

西班牙獨裁者佛朗哥1975年去世, 指定接班人是國王卡洛斯。卡洛斯洞察權威政治已沒前途,任命了前朝舊臣蘇亞雷斯(Adolfo Suarez)為首相,推動政改。起初反對派對此「孤臣孽子」並無信心,但很快證明蘇亞雷斯能利用他各種優勢駕馭局面。首先,他曾於佛朗哥政權服務,容易 獲得建制的信任。特別是卡洛斯國王以傳統權威的身分支持政改,而蘇亞雷斯即運用佛朗哥舊憲法規定的程序來廢除舊憲法,這種借助舊有傳統和制度框架進行實質 改革的策略,安頓了不少建制中人。即使小數保守軍人期後以政變反對改革,但因為大多數將領未有捲入其中而很快被國王平定。

建制派未有阻撓改 革的另一原因,是蘇亞雷斯成功抑壓激進的反對力量。蘇任首相時只有43歲,沒有西班牙內戰的包袱,對反對派沒有太深的成見,願意與他們展開對話。一方面蘇 亞雷斯向反對派釋出善意,解除黨禁(包括共產黨),另一方面積極利用媒體(蘇為前電視廣播局長,熟識媒體運作)爭取輿論支持,不讓反對派主導。當時反對派 的激進力量鼓吹「民主決裂」策略,與建制一刀兩段,卻被蘇的改革運動徹底摧。在1976年「改革法」全民投票一役上,反對派呼籲民眾抵制投票,結果投票 率高達八成且一面倒支持政府的改革。1977年首次議會選舉,支持蘇亞雷斯的政黨護勝,激進派慘敗,反對派知大勢已去,開始與政府談判,尋求共識。從 1977年8月到1978年10月,議會中各黨派代表成立新憲法起草委員會,經過400多天的爭論與協商,最終達成共識,新憲法通過,為西班牙的長治久安 奠下基礎。

西班牙能夠以和平有序的方式民主化,有賴獨裁者的去世、繼任人的proactive思維和成功的政改工程。蘇亞雷斯巧妙地安撫大 多數保守人士,孤立小數強硬派。他亦採取主動,打擊激進反對派,拉攏溫和反對派形成改革聯盟。他那種認清目標,不拘小節、決策明快、周旋協商的能力,是建 制主導的民主化成功的關鍵因素。

曾蔭權在05年的政改中低估了政治協商的難度,結果鎩羽而回。現在他承諾在今年中發表政改綠皮書並在5年內 解決普選問題,真是談何容易!「做好呢份工」還是一種reactive心態;要proactive,便要採取主動說服中央現存的體制已沒前途,香港是有條 件、有需要和有責任實行民主。曾蔭權亦必須運用他的優勢,在工商、親北京和泛民間尋找合作伙伴,孤立極端保守和激進的力量,借助主流民意推動改革。 1989年匈牙利政府邀請西班牙代表團到訪布特佩斯傳授民主化經驗,特區政府是否也應該在各種基建以外,引進政改工程的技術?

明報  2007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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