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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man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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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政治改革邁向和解-六四傷痛和革命的終結

Posted by chankinman 於 四月 17, 2009

(與徐承恩醫生合著)
(標題為編者所加)

港大學生會會長評論六四事件,既肯定學生愛國,又同情軍人開槍,輿論嘩然。各方反應激烈,顯示慘案造成傷痛之深,另一方面亦顯示政府與民運兩邊均有 深層的恐懼,令理性討論難以進行。由於參與鎮壓(如李鵬)和因鎮壓而得益的領導人(如江澤民)仍然在生,其親信亦在各黨政系統仍有影響力,一直主張在和諧 中發展的胡溫體系顯然不想因為六四事件引發黨內矛盾,仍然採取一種迴避和禁制的策略。

民運陣營中,當年在廣場上亦有「誓死留守」與「策略性退出」的爭論,今天卻少有對整個八九民運的理念與策略作全盤反思,亦是因為政府既未平反六四, 受害者無理由先作反省,讓劊子手開脫罪行。這種處境令政府與民運兩邊繼續將死結拉緊,既抑壓各自陣營的異議聲音,又令新一代在零碎的信息中憑直覺站到死結 的兩端。

在這種繃緊的狀態下進入八九民運20周年,戴晴提出學習南非的和解模式,特別值得研究。南非在白人政權統治時期實行種族隔離政策,不單在學校和社區 區隔黑人白人,且嚴限黑人在南非的人身與社會流動,並暴力鎮壓黑人的和平示威。最令人髮指的是1960年在沙佩維爾發生警察向逃跑中的示威者背部開槍事 件,屠殺了 67名黑人,令原主張非暴力抗爭的曼德拉和非洲人國民大會轉而採用武裝鬥爭策略,雙方困在復仇的死胡同20多年,至1985年曼德拉在獄中寫信給新任南非 總統德克勒克提出以談判代替武力衝突,才令南非重現曙光。

從對立走向對話

從對立走向對話,曼德拉與德克勒克充分發揮了「政治是令不可能的事成為可能的藝術」,1994年舉行首次普選,並於1995年頒布了保障人權的新憲 法後,正式成為民主國家。可是,南非人對種族隔離政策記憶猶新,暴政造成的傷口仍然隱隱作痛。查明真相,還受害人一個公道,乃是當時新政府的當務之急。其 中一個做法,是全力追捕種族隔離政策的決策者及執行者,把他們送上法庭。昔日二次大戰後的紐倫堡審判,便是這種做法的經典例子,它主張以法律制裁施暴者, 才能彰顯公義。但基於4個原因,這種窮追猛打的做法卻不適合在南非實行:

  1. 民主化策略:南非的民主化並不是革命的成果,而是由非洲人國民大會為首的反對派與政權中的溫和派以談判方式換來的。如果反對派堅持清算昔日種族隔 離政策的執行者,勢必引起執政陣營中的保守派反撲。反對派與溫和派的互信將會受損,而後者亦有可能於執政陣營的內部鬥爭中失勢。在最壞的情況下,舊政權於 軍隊中的支持者或會發動政變,結束民主政治。
  2. 法庭公信力:當時南非司法系統中的人員,基本上是舊政權時期的原班人馬,成員以白人為主。他們當中有不少人曾執行過與種族隔離相關的法例。體制上的不足,再加上黑人對司法體制的不熟悉,將影響法庭在審判與種族隔離政策相關罪行時的公信力。
  3. 涉案者為數甚多:由於種族隔離政策牽連的範圍甚廣,南非不少公務員都曾在若干程度上參與過種族隔離的罪行。與此同時,反對派早期曾採用暴力抗爭的策略,一些激進派別亦發動過恐怖襲擊。反對派的不同派別之間,亦發生過武裝衝突,犯上了不少人道罪行。
  4. 更急切的社會問題:經過多年種族隔離政策,不少非裔南非人活在貧窮線下,亦衍生不少社會問題。貧富懸殊、罪惡率急升、愛滋病傳播等都是南非社會迫在眉睫的問題。司法程序成本甚高,將會為新成立的民主政府帶來沉重的負擔。

不復仇的另一個做法,是嘗試忘記痛苦的過去,不再追問民主化之前的種種。但這明顯有違南非人對公義的普遍渴望,而且種族隔離的歷史已深深印入南非人 的心坎,要抹去這段集體回憶,只會造成南非人身分認同的危機。南非最終的做法,是以特赦換取真相,透過公開真相達成社會各界之間的和解。早在1992年的 談判期間,曼德拉和德克勒克已簽署了「諒解備忘錄」,原則上已確定會特赦舊政權的警政人員。至1995年,南非國會通過了《國家團結與和解法案》,成立 「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去調查種族隔離政策實行期間的人道罪行。該等罪行的受害人可要求委員會舉行聽證會,而委員會將運用權力傳召相關人士。曾於1960年 沙佩爾維慘案至1994年大選之間因政治理由干犯人道罪行的各界人等,亦可向委員會申請特赦。申請人只需向委員會坦承真相,經委員會核實符合資格後即可免 受刑事責任。到了1998年,委員會終完成調查,向國會呈交關於種族隔離政策實行期間人道罪行的報告。這種透過揭露真相、承認錯誤、赦免寬恕的做法,幫助 受難者放下過往創傷,令南非黑白人種走上和解之路。

下令開槍非只清場

中國共產黨在處理六四事件上顯然使用了過分的暴力。即使在西方民主國家,警察在驅散示威群眾時亦會採用武力(如反世貿事件),但政府必須有合理的原 因(如示威者先採用暴力或嚴重破壞社會秩序)和盡量克制(如用催淚彈、強力水槍)。中共在1976年4月5日亦曾以武力方式驅散在天安門廣場藉悼念周恩來 反對四人幫的群眾,卻無造成重大傷亡。種種跡象顯示89年6月4日解放軍不只為驅逐廣場上的群眾,以其使用達姆彈和在廣場外圍仍追殺示威者可見,下命令者 是要格殺勿論,徹底擊潰整個民運以至黨內的同情者。

另一邊廂,八九民運最大的錯誤是秉承一種全贏或全敗的革命理念,結果連黨內的改革派(如趙紫陽、胡啟立)亦沒有介入調停的空間,反而給保守派口實一舉將民運與黨內改革派殲滅。

民運錯誤與開槍殺人 不可等論

民運的理念與策略的錯誤與政府向和平示威者開槍的罪行,兩者無論在道德與法律上都不能同日而語。因此,要學習南非的和解方式,首先政府要釋出善意, 並改革政治,方能有望和解。在釋出善意方面,當前應盡量為六四死難者家屬解決生活問題,並協助流亡海外的民運分子家屬出國與他們團聚。更重要的,是政府與 民運人士都向南非民主化學習,告別革命,努力避免暴力衝突,以和平漸進方式達至民主。中國政府當前可以做到的,是為日後民主改革奠下基礎,此中包括制度改 革(如法治的確立)和容許公民社會的發展(如釋放胡佳、陳光誠等維權人士)。如果南非黑白人之間經過多年互相傾軋仍能以和平方式進行民主改革,並帶來種族 仇恨的和解,中國人不要說辦不到!

延伸閱讀
Tutu, Desmond. 2000. No Future Without Forgiveness. London: Image
Mandela, Nelson. 1994. Long Walk to Freedom. Boston: Little Brown

明報.2009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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