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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man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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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主化退潮中思考香港前路

Posted by chankinman 於 六月 16, 2009

(與徐承恩醫生合著)

六四雖過,七一將臨,中央和特區政府都擔心今年遊行人數驟升,挑戰特區的管治威信和為未來政改帶來壓力。過去幾年,民眾雖已用不同方式表達了對民主 發展的訴求,中央對普選如何沖激特區的行政主導仍有介心,而本地財團始終擔心普選會帶來福利主義而緊抱功能議席。即使人大常委已為特區普選定下時間表,各 方對此仍是半信半疑,覺得那只是緩兵之計。因此,不少港人仍寄望於七一遊行帶來的政治效應,希望用群眾力量告訴當權者: 民主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生,逆之則亡。但世界潮流真是向民主邁進嗎?

已故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於1991指出,在七十年代起世界牽起了有史以來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自1974年葡萄牙的康乃馨革命後,民主化浪潮於七十年 代席捲南歐、八十年代波及南美、到了八十年代末隨著東歐變天而邁向高峰。但民主化餘波未了,過去十多年,相繼在亞洲、非洲與及中歐有所拓展,香港亦無可避 免捲進這個浪潮。

第三波民主化已走到盡頭?
但最近兩三年,敏銳的觀察家們開始意覺到第三波民主化可能已走到盡頭。一些曾被世人寄予厚望的國家,在民主進程上不進反退。譬如大部份前蘇聯國家在推翻共 產政權後,即使引入了選舉制度,卻未能擺脫強人統治的陰影,有重返威權政治之勢。而一些如巴基斯坦及泰國等南亞國家,頻密的政變令國家在專制與民主間徘徊 不前。即使像台灣及南韓這類第三波成功案例,亦受到貪污等管治問題的困擾,令人對民主制度的效能有所質疑。即使如英美那些歷史悠久的民主國家,現在都成為 金融海嘯的重災區,甚至要求助於像中國這樣的威權國家。種種跡象顯示第三波民主浪潮已達瓶頸,歷史上曾兩度出現的民主逆潮似乎迫在眉睫!

第三波民主浪潮的軟肋在那裡?政治學者Jean Grugel指出在民主化的歷程中,國民大都對民選新政府寄以厚望,期盼民主能引導改革、改善民生和促進平等。因此,民主國家必須有效進行滅貧及改善社會 福利政策,方能獲得認受性。要達成這個目標,政府必須有能力管治全國及施行法治,亦需調動社會的資源,促進經濟發展。但由於新興民主大都底子不足,要回應 這些緊迫的挑戰真是談何容易。

這些在第三波下建立的民主的國家,大都是處於全球經濟體系的邊緣,在世界貿易中議價能力較低。不幸的是,由於國際社會長期信奉自由經濟哲學,把資本 主義與民主政治劃上等號,相信開放市場自然會促進民主。因此,新興的民主國家大都會採用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減少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同一時間,不少西方國 家和國際組織 (如世界銀行)在援助發展中國家時,亦致力開拓新興市場、拆除貿易壁壘,限制這些國家推行干預經濟的政策。

Grugel在另一份研究中提出了兩個案例以說明問題之所在。首先是哥斯特黎加,該國在八十年代在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的支持下開展經濟自 由化,以促進出口、創造外匯。USAID不單促使哥國改變其經濟政策,也把一群出口商組織起來,讓他們向政府施壓。USAID撤出後,美國仍然幫助哥國的 親商組織,發表支持經濟自由化的輿論。再加上加勒比海國家區域整合的壓力,哥國政府自然傾向延續商界利益,而忽視社會福利,結果哥國政府與商界利益糾纏不 清,漸漸失去兼聽民間聱音的能力。而作為另一例子的智利,即使受到國外的影響不顯著,由於奉行經濟自由化政策,民主政府仍然無法擺脫親商輕民的傾向。

應思考改造已失控的資本主義
當然,論者都明白到在共產主義下那種對經濟無孔不入的控制,與民主政治是無法兼容的。但盲目信奉自由經濟、政府向財團利益傾斜,造成貧富懸殊和社會福利的 不足,同樣會損害民主政府的認受性。當國民覺得民主不過是另一種維護少數精英利益的制度,甚至是西方經濟大國略奪他國財富的工具,民主制度就難以整固。譬 如在俄羅斯,國民因在急速市場化的 “震盪療法” 中吃了苦頭,不少人進對民主政治失去信心,竟用選票迎接新的強人政治。而即使東歐的民主制度大體上運作良好,開放市場及歐洲一體化的政策亦令國民對民主政 府不無怨言,部份人開始支持極右的激進勢力。

本來新興民主國家中的公民社會,可以提供另類社會資訊,批判社會的不平等。可是,第三波民主化較多是透過體制內的變革而帶動,相對忽視促進民主的社 會力量。公民社會專家Michael Edwards認為,國際社會過份相信經濟支援乃公民社會發展的關鍵。他們不注重本土的社會網絡,主力透過外援建立新的公民社會團體。不過,外來的資源往 往誘使公民社會團體作出尋租行為,為吸引海外支助而發展項目,而非切實回應本土基層的需要。受助團體的成員往往來自能與外國溝通的精英階層,他們未必熱衷 於解決社會不公的問題。更有甚者,部份對公民社會的支援,竟落得像哥斯達黎加的個案般以製造親商輿論為目的。最終不少新興民主國家的公民社會都不能健康成 長,更無法成為鞏固民主的社會力量。

在目前的經濟危機中,我們應思考該如何改造早已失控的資本主義,亦要同時思考如何協助新興民主國家擺脫舊有的資本主義教條,破除市場萬能的迷思,加 強新興民主國家運用資源、整合社會和政策實踐的能力,讓這些國家切實以滅貧和改善社會福利為民主化後的首要任務。此外,我們當思量當如何善用本土的公民力 量,從下至上地整固民主。

可悲的是,由始至終,香港在全球第三波民主化中只有隔岸觀潮的份兒,無緣分享在現代民主體制中發展治理能力的經歷。而在新舊體制間徘徊的香港,卻同樣無力滅貧和改善市民生活質素,一步一步陷入認受性危機。

延伸閱讀
Grugel, Jean. 1998. “State and Business in Neo-liberal Democracies in Latin America”, Global Society 12(2):221-236.
__________. 2002. Democratization: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Edwards, Michael. 2004. Civil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明報.2009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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