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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man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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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話題﹕「十年了,政府一點都無進步!」─由麗晶花園到正生書院

Posted by chankinman 於 六月 21, 2009

正生書院的學生在群情兇猛之中佇立的鏡頭,贏得了大眾的尊重和掌聲。他們的年紀那麼小,他們只是孩子,不過是一群走偏了路拐錯彎的孩子。如果連孩子都無法給予改過的機會,這個社會還可以怎樣?

道理上,他們甚至比任何提早參加自願驗毒計劃的學校,更drug free了,可卻還是因為一個「毒」的標籤,被看成洪水猛獸。連日來梅窩人被口誅筆伐,人人都想起十年前的麗晶抗爭,不禁要問﹕十年過去了,社會有沒有進步過?

當年「深入虎穴」協助排難解紛,事後寫成個案研究報告的中大社會學系副教授陳健民說,最大不同是現在的特首比從前的高調,不過淨會「抽水」呼籲包容於事無補!

「十年了,政府一點都無進步!」

十年前麗晶花園居民的暴烈抗爭,陳健民仍然印象深刻,以致於他周一讀報有關梅窩居民Vs正生書院的新聞時,很快就聯想到那裏。當年麗晶居民勢要迫走愛滋病治療診所,掛橫額打人絕食,抗爭如火如荼之際,政府決定成立調解小組,委任陳健民和其他中立的民間人士加入。功成身退後,二○○二年他發表了《鄰近社區對愛滋病治療設施的抗拒——九龍灣健康中心個案研究》。「我自己當時當然是站在愛滋病人的立場,但作為社會學家有一種才能,就算對抗性意見也好,都好想了解,為什麼他們這樣攻擊病人?」

今回讀報,他第一個反應好同情學生,不能接受社會完全沒有寬容;第二個反應是,為什麼會這樣?很快他就歸納出十年前後兩宗事件的異同。

同:

(一)居民

●不接受正生書院的強烈反應,一樣是出於NIMBY Syndrome,Not In My Backyard或避鄰的保家症候。

●不反對的居民礙於群眾壓力和情緒反應不敢張聲。強烈情緒多由領袖帶動,背後甚至有人有政治目的,強勢意見領導下,其他人被假定同意。麗晶當年正值區選會選舉,直至有支持建立設施的候選人取得很多票,才知道並非所有麗晶居民都反對。不過,此人最後仍敗給領導居民抗爭的領袖。至於今次梅窩抗爭,表面暫看不到有沒有人藉事件建立領導地位。

(二)政府帶頭污名化

政府同樣扮演了將一個問題污名化引發恐慌的角色。以前宣傳愛滋病會殺死你,人人一聽濫交同性戀性工作者就恐慌,今次則與政府這兩年禁毒政策大變有關﹕從前是開明的「濫藥」,現在是殺無赦的「吸毒」,黃仁龍大刀减斧向吸毒宣戰,大力宣揚吸毒後失常等恐怖反應,又暗示會傷害他人。傳媒好自然因應政府設定的議題和應,大量報道索K吸毒新聞,導致人人聞毒色變。「正生書院一早存在,為什麼(十二年前)在長洲(開分校)時無人抗拒,現在就有?因為政府改變了策略。我不是說這有錯,但一定有後遺症,政府應該一早想清楚如何面對。」

(三)社區——邊緣中產階級

麗晶是居屋屋苑,有一大群老人家,在這裏住上很多年,心理上以此為最美好居住狀態,他們對外來的威脅特別敏感。梅窩亦有一群邊緣中產(更有錢的會選愉景灣),也有一群本土原居民,流動性低,有強烈歸屬感。面對外來威脅他們即時生起多種感覺,一種是由政府文宣而來的非理性恐慌,另一種是理性的恐慌,例如擔心旅遊下跌經濟樓價蒙受損失。

(四)政府角色

政府處理同樣失當。今次特首官員見社會輿論支持,行出來說話很好聽,好多協助正生的細節工夫卻沒有做,沒有與當地人對話,不透明。跟十年前一樣,以為做完正規程序登了憲報就算做了諮詢。

異:

「唯一分別是以前的特首不高調,現在不同了,有民意的地方就去抽水!」

正生要留在梅窩

為要向社會傳達反歧視的正面信息,陳健民認為,事件必須以正生書院落戶梅窩告終。接下來,正生和政府需共同為此付出努力,首要考慮解決社區關係問題,證明康復人士對社區不會構成損害。可考慮一些做法如多購買當地的物資和服務,開放校舍給居民參觀、辦嘉年華會,甚至借出地方提供社區設施。他並建議正生暫時應擱下在梅窩開店的構思,避免與民爭利。「當年的健康中心已經起好、米已成炊,根本無走位空間,現在的正生個案其實有更大的彈性。不過,任何新的選址,都只能是基於更好地使用土地或建築物的原因,而非加強標籤正生學生,亦不能令正生書院有被迫接受的感覺。」

陳健民說,以往政府在地區安置不受歡迎設施很多時候採取低調,不覺意間開一間精神病中途宿舍,一個戒毒設施,大部分時間沒有問題。也不一定就放在公共屋鸷,又一村都有一家兒童院,從前的愛滋病治療中心本設在商住混集的油麻地(但病人出入破落的廟街看病會加強標籤效應,並不理想,故有搬遷需要)。然而,如果政府在另一頭高調打擊毒品,就不應該想像正生可以低調進入梅窩,加上社會發展預期政府提高透明度,低調的方法將愈來愈不適宜。

共同分擔不受歡迎設施

對於有梅窩人不滿偏偏選了他們的社區,陳健民說,社會有多類型的設施需要大家承擔,只要不是過於集中一個地區,就有道德責任接受,就算富裕如數碼港的富豪區,也有此責任。美國有一條Equal Share Law,也有一個透明及嚴謹的規劃制度,當地人一般會透過法律解決這類問題。香港的規劃大綱圖則定得很鬆,被劃定為公共用途的,可以是公園亦可以是一間診療所,問題是香港官僚系統在整個規劃過程有很大權,在最後一刻硬「塞」一件東西亦不違反規劃程序,居民無從參與,增加發生衝突的機會。

回想麗晶當時,由於居民衝突愈演愈烈,調解小組一邊打傳媒戰,一邊走入居民當中逐點解答和應對,從而解釋有關愛滋病的資訊。「當時可謂深入虎穴做爛頭卒,居民講晒粗口……所以說,政府不能夠一下就擺正生入去,要想清楚如何解決矛盾。」當年平機會本來已掌握足夠證據檢控幾個居民代表違反歧視條例,後來考慮到不想進一步將雙方衝突加劇而作罷。

地區團結可變狹隘

「現代社會的兩難是,地區團結並不一定締造公民社會,也可以變得好狹隘。必須提高寬容價值,否則社會裏很多局部利益互相抗衡,政府有一個促進寬容的角色,要注意政策的後遺症。」他讚揚近年政府宣傳愛滋病,已懂得在大眾層面宣揚包容愛滋病人,再針對找出高危團體如貨櫃車司機、吸毒者及性工作者,個別深入進行宣傳預防工作,不明白為何在禁毒宣傳上卻走回頭路。

「現實並非所有青少年都吸毒,那些禁毒廣告看似平靚正,但對吸毒的青少年全無作用!不如將錢用來請多幾個社工,發展網絡去尋找高危群體更有用。從來就是沒有人研究過政府宣傳有什麼作用?根據什麼科學基礎?除了令傳媒多報道了案件,引起社會恐慌之外,還做到什麼?」

文 黎佩芬

編輯 梁詠璋

明報‧2009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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