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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man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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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海茫茫,在這裡與你相遇算是有緣。我在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任教,平時愛讀書、喝茶、看山與小女兒玩耍。我嘗試以理論政,以心觀照世情,並在這空間與你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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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改的大江大海

Posted by chankinman 於 十二月 15, 2009

那天協助兒女做功課,在自然科學課本中讀到有科學家預言2020年將有彗星撞擊地球,可能引發大災難。老天爺,2020年地球也快要毀滅了,我們還在爭論屆時要不要取消功能團體,香港能否實行全面普選!

我並不是說功能團體就是十惡不赦,北歐的民主國家亦意覺到議會的代表性不足而建立多種由利益團體組成的政策平台,謂之「新法團主義」。香港的功能團體所以為人詬病,首先是「分組點票」的安排,令功能團體成為對抗民意的工具;第二、香港政府處處維護財團(特別是地產商)利益,功能團體只會加劇官商勾結;第三、功能團體隱含一種以經濟貢獻衡量個人價值的思維,破壞人人平等的社群價值。政府既承諾了在2020年實行立法會普選,改革的方向應是逐步將功能議席取消,然後將其轉移至一些高層政策委員會,令他們對重大(特別是經濟和勞工)政策仍保持影響力。但現時建制派卻希望將功能團體普選化 ——如果真能做到普及與平等,又如何能維護這些團體的政治特權?如果所謂普選化是要加上團體的提名權,又如何能符合普及和平等的國際標準?這些問題必然會引發法律訴訟,即使如譚惠珠所言人大擁有《基本法》的最終解釋權,假若公然違反國際標準提出新的普選定義,香港就會接受一錘定音、停止爭拗嗎?

泛民部分黨派倡議5區總辭,背後所代表的憤怒和無奈是可以理解的。大財團貪婪的嘴臉和政府施政的失衡都有其制度根源。沒有系統的政治理念、組織和人才的支撐,政府政策變得支離破碎,更缺乏動員社會支持的能力。政府自知缺乏認受性,就更是步步為營,被流動的民意所牽制,缺乏社會創新的勇氣。社會發展停滯不前,不單是低教育的中年勞動階層感到被遺棄,現在連新一代高教育的年輕人亦感到社會太過單元,在炒作行業以外苦無出路而日趨政治激進。再看中國大陸,中央政府對《08憲章》簽署者和依法抗爭的維權人士的打壓,再加上對網上異議聲音實施的拘禁和「河蟹」手段,實在很難叫港人相信這樣的政府會願意在港推動民主。

民主黨對總辭有不同判斷

我相信在泛民當中有不少人是打從心裏對共產黨死了心,覺得在中共統治底下爭取民主就是緣木求魚。既然如此,最重要的是把握每個可以批判專制的機會,將自己的道德和政治信念真誠地表達出來,向歷史作出交代。持這種主張的人,否決目下的政改方案是必由之路。而總辭吸引之處,在於補選時的競選活動是最佳闡述這種政治理念的平台。

但在泛民中間亦有爭取與北京對話之輩。這些人不見得對特區施政問題或大陸違反人權的狀況視若無睹,只是他們對改革的思路與前者不同,而且相信政治便是「令不可能成為可能的藝術」。既然沒可能一舉推翻一個專制政體,他們唯有寸土必爭,投入每次選舉,打位置之戰,希望在建制內的反對力量與公民社會的力量結合,將政治改革推入一條不歸路。他們認為從政者不能單談「信念政治」,更重要的是實踐一種「責任政治」,即要在採取任何政治行動前詳細評估其後果。由此觀之,民主黨對總辭抱著懷疑態度,不能單視之為戀棧權位,而是對這種策略可能帶來的效果和風險有不同判斷。問題是不投入總辭當中,民主黨又能提出怎樣的策略令民主運動有所出路?

公民黨人愈走愈近政治光譜左翼

耶魯大學的Robert Dahl教授指民主化涉及到執政者如何評估維持專制所要付出的代價(如社會反抗、國際壓力等)和放權可能帶來的風險(如社會動亂、執政者被清算),只有當前者的代價大過後者,才會進行民主改革。準確來說,這種計算只適用於分析以「改革」帶動的民主化歷程,假如反對力量覺得可以用「革命」的方式達成民主,根本就毋須考慮上述的理論。問題是香港作為一個特區而受制於北京,再加上群眾運動的不穩定性(原因是公民社會組織缺乏群眾基礎和香港的貪污和人權問題並不嚴重),無可避免只能遵循這種逐步改革之路。接受了這樣的前提,民主運動一方面要能向專制政府施壓(以增加維持專制代價),另一方面又要令專制政府在放權時不會覺得天下大亂(以減低改革的風險)。前者要靠民主運動的動員能力,後者要靠反對派表現出務實的從政風範和與建制中的開放力量建立基本互信。

香港的民主運動花盡精力在社會動員,但對於後者卻缺乏思考。本來公民黨立黨之初就是要建立一個執政黨,希望給市民窺見民主化會為香港帶來新的政策方向和治理模式。但連串的事件令公民黨人愈走愈近政治光譜的左翼,愈來愈以信念政治為導向。相反,民主黨在這次總辭爭論中力排眾議,何俊仁更要頂著元老和《蘋果日報》的壓力,往後能否順勢進一步扮演與中央對話的角色,增進雙方互信,突破政改的樽頸?

政改決策過程像墮入大海黑盒
張文光已多次為文闡述民主黨寸土必爭的理念,亦提出雙普選和路線圖以外亦虛亦實的改革方向,期望打開對話之門。但誰是中央主管香港事務的開明派?民主派可以爭取與誰展開對話?現時與泛民主流派接觸的中間人和智囊組織是否能發揮應有的影響力?對泛民中的朋友來說,政改的決策過程仍像墮入大海的黑盒,難以掌握信息去判斷加壓或是妥協是更佳的策略。本來特區政府應是最佳的橋樑去拉近泛民與中央的距離,但自從泛民錯失了05年政改與政府合作的機會後,政府表現出的「親疏有別」和對民主改革的被動態度,令人感到難以與之發展伙伴關係。假若中央政府不能在短期內對泛民的對話訴求有正面回應,當總辭的戰幔拉開,市民必須在泛民與建制派做一抉擇時,民主黨恐難置身事外,最終亦要被迫捲入信念政治的漩渦。

在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中,無論是國民黨軍隊或是解放軍、殺猶太人的德軍或是殺德國人的蘇軍,其實都是一樣有父母妻兒在家守望著的老百姓,只是滾滾紅塵將他們捲進權力世界的不同角落。我們還好,不是生於亂世,在政改當前,最少可以選擇站在民主這一面。但要促成民主,應扮演施壓或是溝通的角色,卻難在有限信息的情況下說得準確。民主改革,大江大海,不知彼岸何在?

明報.2009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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