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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man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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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海茫茫,在這裡與你相遇算是有緣。我在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任教,平時愛讀書、喝茶、看山與小女兒玩耍。我嘗試以理論政,以心觀照世情,並在這空間與你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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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ive for 2010 年 03 月

誰能促進政改協定? ——Reforma Pactada-Ruptura Pactada

Posted by chankinman 於 三月 24, 2010

這是西班牙語,是指一種政治「協定」(pact)。在西班牙從1975 年佛朗哥逝世到1978 年民主憲法的通過,建制派認為是一個由上而下推動的協商過程,故稱之為reforma pactada。但反對派卻認為協定主要是由民間力量促成,所以稱之為ruptura pactada。無論功勞誰屬,西班牙已成為當代以和平手段民主化的典範,值得我們參考。

早在80 年代, Guillermo O’Donnell, Philippe C.Schmitter 和Laurence Whitehead 對南歐和拉丁美洲專制政權的崩潰作出研究時,已留意到「協定」在委內瑞拉和西班牙的重要性。他們理解的「協定」,是由政圈中的一些持份者為重訂權力分配的規則而達至的一種清晰(但不一定是公開)的協議。協定的基礎是參與協議者的基本利益在新的遊戲規則下將得到保障。要用協定解決政治問題,是因為衝突雙方處於共生關係,不能消滅對方又無法將一方的意願加諸對方身上。這些協定往往是先在軍政府統治下開始協商自由化,再到民主化,然後發展至勞資雙方的經濟協定。

「協定」推進民主例子多於群眾推翻專政亨庭頓在90 年代初發表《第三波》一書,在35 個當代民主化的國家中,以革命或群眾力量推翻專政的只有6 宗。更多是由專制政府從上而下帶動改革(16宗)或是建制內的改革派和溫和反對派互動的結果(11 宗),用「協定」推進民主的做法就更受重視。(在此書出版後於東歐和中歐的民主化,更多是受到蘇聯崩潰和鄰近國家民主化的骨牌效應影響。天鵝絨式革命只在捷克、東德、羅馬尼亞等國發生,像捷克、波蘭等國都是經過長期的自由化或多方談判的局面下以和平方式轉化為民主的。)

西班牙的政改例子

西班牙民主化中的協定稱為Moncloa Pact,是因為推動各界協商的人物是當時新任總理蘇亞雷斯(Adolfo Suarez),Moncloa 就是他的官邸。西班牙獨裁者佛朗哥於1975 年去世,指定接班人是國王卡洛斯。卡洛斯洞察權威政治已沒前途,任命了前朝舊臣蘇亞雷斯為首相,推動政改。蘇氏發表了兩篇重要的演說,第一篇主要是說服當時以功能團體代表組成的議會(Cortes),必須面對自由化和最終民主化的現實。他說: 「我們必須承認社會已變得多元化。只要看一看那些有組織的(反對)力量就知道這不是抽象的說法。拒絕承認就是把自己孤立在荒謬的盲目狀態……如果政府自己不以法律的手段開拓民主的道路,在一切和諧的表象下,顛覆的種子只會默默發芽。」蘇氏雖然了解到必須全面改革議會,但卻不能接納反對派的意見馬上解散國會,令建制派(特別是軍方)擔心出現權力的真空。蘇氏採取的是軟硬兼施的策略,說服國會通過一項經過反覆協商的「政治改革法」來自我了斷。為此,他向全國發表他第二篇重要演說,強調改革是在現存的憲法框架下有秩序地進行,但議員們有歷史和道德責任支持議會由選舉產生,而只有民主化後的西班牙政府才有能力推動社會和經濟改革。此法案最後在國會以425 對59 票順利通過。蘇氏其後更將法案交付全民公決,結果有77%投票率和94%的支持率。

建制派未有阻撓改革的另一原因,是蘇亞雷斯成功抑壓激進的反對力量。一方面蘇亞雷斯向反對派釋出善意,解除黨禁(包括共產黨),另一方面積極利用媒體爭取輿論支持,不讓反對派主導。當時反對派的激進力量鼓吹「民主決裂」策略,與建制派一刀兩斷,卻被蘇氏的改革運動徹底摧。在「改革法」全民投票一役上,反對派呼籲民眾抵制投票,結果民眾是一面倒支持政府的改革。1977 年首次議會選舉,支持蘇亞雷斯的政黨獲勝,激進派慘敗,反對派知大勢已去,唯有與政府談判,尋求共識。從1977 年8日到1978 年10 月,議會中各黨派代表成立新憲法起草委員會,經過400 多天的爭論與協商,最終達成共識,新憲法通過,為西班牙的長治久安奠下基礎。

香港的處境令我們不得不思考政治協定,是因為這裏缺乏持續動員群眾的條件;而中央與特區、特區內的泛民與建制派亦處於一種既是共生亦是互相制約的關係。政制改革要得中央、特區政府和立法會三方通過,而超過議會三分一的泛民可以否決一個不符合普選理想的政改方案,倒過來建制派亦可否決一個損害他們既得利益(如取消功能議席)的方案。即使人大常委決定2017 可實行特首普選和其後可實行立法會普選,只要泛民與建制派不斷互相否決,最終雙普選仍可落空而不能說人大違反承諾。當然,泛民採取否決的策略可產生一定的壓力,對民主化未必沒幫助,但中國改革30 年的成就令中共對威權帶動發展的模式充滿自信, 「中國崩潰論」已沒有市場,香港市民對中央政府的信心更維持在高水平。泛民如採取較激烈的抗爭手段,一方面可能引來建制派內保守勢力的反動(如胡應湘告御狀),更致命的是疏離香港的主流群眾。公投運動提出「起義」、「解放」的口號,反對公投運動的市民便進一步上升至六成,這是民運領袖必須真誠面對的政治現實。

普選聯要與中央及特區建制派達成協定以這樣的政治現實作為起點,民主黨、一批學者與民間團體組成的「普選聯」,正是要與中央政府和特區建制派達成一種政治協定,疏解政改的困境。據筆者觀察,普選聯在制定其政制方案時,遵從三個重要的原則:1) 普及而平等;2) 在既有的框架下改革;3) 共融(inclusiveness),即令泛民和建制派都能參與新的政治制度。

第一點毋須多討論,第二點便是Giuseppe di Palma所說的backward legitimation,目的是安撫保守派,減少爭論。普選聯的方案是不涉及修改《基本法》和不違反人大常委的決定,因此不提2012 雙普選、接受2012 年功能團體與直選議席同步增加、在政府的政改方案基礎上提出增加「新功能議席」(由區議員提名,市民投票產生)、接受特首普選有提名委員會的安排(但建議參照2012 年特首選舉委員會的組成和提名辦法,確保有真正競爭),連可能引致對《基本法》45 條解釋有所爭議的「十萬名市民提名」的建議亦未有寫進方案內,都是為了避免節外生枝、造成猜疑。

為體現第三點雙贏原則,普選聯建議將立法會議席逐步增至100 席,除有助議會工作更專業化外,更可讓放棄功能議席的議員較容易透過直選返回議會。而在現時的分區比例代表制選舉以外,再加全港性比例代表制選舉,令缺乏「地方樁腳」的工商專業界人士較易參與。普選聯甚至放棄了泛民原先的共識方案,即全港比例代表制混合地區單議席單票制,都是因為「單單制」有利大黨勝出,可能引起工商界的疑慮,真可謂用心良苦。

普選聯的成員多年來說過許多有關民主的道理,亦曾以群眾力量爭取普選,如今在上面三個原則下構思普選路線圖,以最大的誠意開展對話,尋求一個能打破僵局的政治協定。這個協定不會像南美洲般只是政治精英間的契約,它必須交付立法會表決並接受民意的考驗。人們不禁會問:能夠締造協定的機會有多大?無論是南美、南歐以至南非,協定所以成功,關鍵是建制內的開明派能及時回應民眾的訴求。普選聯已走出了第一步,現在球在建制派那一邊,期待一些有遠見和勇氣的官員和功能團體議員,明白到這是他們的歷史和道德責任去成全民主改革。我相信民主派都有「功成不必我在」的心態,建制派最好來個reforma pactada!

參考書目

1. Otto Kirchheimer. “Changes in the Structure ofPolitical Compromise" Frederic S. Burin & Kurt L.Shell edited Politics, Law and Social Change (New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9) 131-159

2. Guillermo O’Donnell and Philippe C. Schmitter.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Tentative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Balitmore: Johns Hopkins, 1986)

3. Juan J. Linz & Alfred Stephan. “The ParadigmaticCase of Reforma Pactada-Ruptura Pactada: Spain"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Consolidation. (Balitmore: Johns Hopkins, 1996)87-115.

明報.2010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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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捨

Posted by chankinman 於 三月 19,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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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到台灣, 都要到食養山房探望林先生, 我才覺得旅程完滿. 這裡每一個角落, 都是令我停步凝視的景緻. 當年山房還在新店時, 我已在明報寫過這間餐廳, 不單充滿禪意美感,成為人文滙聚之地, 更讓員工將修行與工作結合, 打破分工異化, 讓端菜的人親自做菜.  山房搬到陽明山松園後起了不少變化. 從空間上来看, 是更開闊, 更多創造的可能. 坐在林先生茶室品茗野生大紅袍看遠山迷霧, 或者到旁邊瀑布採水到小亭對飲, 都是人生一大快事. 不過餐廳規模大了, 員工在廚房與餐桌間的長廊快步來回走動, 少了以往閒在心頭的感覺. 林先生對此亦應有所感應, 因為不想花心力 “經營", 月前將山房搬到汐止新區一帶, 從此山房每天只招待一定數量的客人, 回歸到生活一部份.

我覺得很多東西都可以放下, 但想到松園的樹和瀑布, 就真不捨. 連做客人都感到不捨, 林先生可真破執. 很期待去看看汐止是怎樣一個歸根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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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會的視野論壇

Posted by chankinman 於 三月 17, 2010

公民社會的視野論壇(上)

 

公民社會的視野論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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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地球

Posted by chankinman 於 三月 17, 2010

因為這張相,便買了這本書 – “我住在石硤尾".
那是我度過許多個下午的遊樂場. 在那 “Dum Dum轉" 我學懂了如何在天旋地轉的失重狀態下 “跳車"軟著陸.
還記得從那高高的 “Sir滑梯" 下衝時, 屁股擦著青銅散發的金屬腥味.
但最喜歡的還是那個由鐵梯搭成的地球. 還記得第一次爬到地球頂端, 呼吸久久未能平伏. 但以後, 那卻是我最喜歡躺著看藍天白雲的地方….
不過有一天, 弟弟不理我的叮囑, 衝向相片上角的盪鞦韆, 弄到頭破血流, 我看著一路人抱著弟弟走向相片右面的涼亭, 一位在那裡下棋的叔叔, 撕破一枝香煙, 將煙絲按在弟弟額上的傷口. 站在圍觀的人群中看着哇哇大叫的弟弟, 我一臉茫然, 突然覺得自己沒有盡好做哥哥的責任.

歲月無聲, 無憂無慮的童年就這樣流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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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的應用與誤用—「80後」與社會運動

Posted by chankinman 於 三月 11, 2010

(與趙永佳教授合著)

近年來,英、美國社會學界一個熱門的話題是公共社會學(Public Sociology),用意是要社會學者走出象牙塔、回歸社會。環顧香港,呂大樂可說是最著名的公共社會學家。最近因為他介入反高鐵運動的討論,令他的曝光率大增,也同時受到不少攻擊與批評。

一方面,他在《四代香港人》中所提出的世代差異問題,被不同持份者援引來解釋所謂「80後」年輕人與反高鐵運動的關係。另一方面,他對運動參與者對議會的衝擊提出批評。這裏我們無意介入有關運動的策略或倫理的爭論,因為這不是單靠學術討論就可以解決的問題。但對於如何應用世代差異來解釋社會運動,我們覺得有必要澄清若干與社會學研究有關的議題。

應用世代差異 解釋社會運動
首先要搞清楚的是《四代香港人》的「世代論」究竟與反高鐵運動有何相干?表面看來,「世代論」似乎是對「80後」年輕人參與反高鐵運動「度身訂做」的解釋。不少人在分析反高鐵運動時,都援引《四代香港人》中的觀點。例如中央政策組的首席顧問、也是社會學家的劉兆佳就在電視訪問中指出,反高鐵抗爭其實來自年輕一代的訴求得不到年長一代的認同所產生的挫折;連並非社會學家的曾俊華也引用「世代論」,指第四代人其實不乏向上流動的機會,不應將自己的不滿以非理性手法表達。

其實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對社會運動著墨甚少,書中最直接涉及不同世代參與社會運動的問題,其實是「第三代」(p.49),他指出「倒董」運動中所謂「30世代」扮演重要角色。至於「80後」的第四代,他的眼點似乎是被扭曲的成年人世界及價值觀對年輕人發展的影響。到了「後記」(p.66)中,他提到有人認為「保衛天星碼頭」的社會行動應是「二三十世代」發聲的行動,他們自己應該將訴求講清楚。而他寫作《四代香港人》的目的卻是在重新思考第一代人對香港的貢獻。第二代人的「原罪」不單在阻礙後來第三、第四代人的發展,也是未有好好地傳承第一代人打下的基業,把一個更開放多元、更多機會的成長環境交給下一代。

不過作者的意圖從來也只是詮釋文本的一種方法,《四代香港人》作為一本以社會學為分析架構的作品,也應該放回在社會學中思考其意義。呂大樂師承以A.H. Halsey與John Goldthorpe為代表的牛津學派,其階級分析的背景源自戰後新韋伯主義與新馬克思主義的對話。兩大理論陣營的共同問題其實是階級分析的核心問題——階級形成(class formation)。新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階級結構及客觀處境決定階級形成,最終階級會由一個「自存」(in-itself)變成「自為」(for-itself)的集體行動者。新韋伯主義者則指出階級處境只是決定階級意識與行動的其中一種因素,也有其他歷史、文化或社會因素會影響階級的形成。其中,階級流動(class mobility)就是Goldthorpe等人在戰後集中分析的階級形成的因素。他們的研究指出戰後英國的階級結構受著階級流動經驗的影響,工人階級的第二代享受著明顯的向上流動的機會,也直接令各個階級產生階級意識變得相對困難。

在香港的研究中,呂大樂採用了這條分析進路,以了解階級分歧對香港社會、政治帶來的影響。一方面他關注工人階級的處境;另一方面他更看到大量工人階級背景的年輕一代於戰後通過向上流動變成中產,對香港社會有深遠影響。然而,他卻不像劉兆佳等強調向上流動改善物質生活等如何帶來社會和諧,而是看到新中產階級(包括第二、第三代)是如何在各個領域(社會公義、政制民主)中挑戰原本的社會政治結構。所以《四代香港人》的社會學意義,在於他運用社會流動這主線去理解不同世代生命經歷的差異,以致對香港社會的長遠結構性影響。但以這分析架構來理解當前的社會運動,顯然並不充分。

詮釋和動員
所以不充分,是因為從「不滿」到「集體行動」必須經歷一個「詮釋」和「動員」的過程。即是說,人們必須對將造成內心不安的原因,歸咎於特定的對象(如政府、功能團體和財團),而且必須有組織和資源將這種個別的情緒和分析整合成一種集體的信念/論述,繼而策動集體行動去改變現狀。缺乏這種詮釋與動員過程,即使生在困境的第四代人,經歷職場中種種挫折,再嚥下第二代人對他們的語文能力、工作態度的指摘,而感到無力與沮喪,大可變成宅男、濫藥、排隊買o靚模攬枕來打發鬱悶,卻不一定會為了社會缺乏「結構性流動」就上街抗爭。把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套到這裏,可以說「自存的世代」(generation in-itself)不會自動變成「自為的世代」(generation for-itself)。

相反,在同一世代動員起來的80後,不一定就能代表那一代人普遍的不滿和訴求。社會運動的參與者,可能是較一般人更有時間和機會參與一些團體或社會網絡,接觸到對社會問題的「非主流」論述,進而形成集體信念、商討策略、籌集資源,進行抗爭。就以這次反高鐵運動的「核心」來說,是一群從天星、皇后、灣仔舊區保育一路走過來的學者和「本土行動」的一批年輕人,像何芝君、葉蔭聰、朱凱迪、陳景輝和參與苦行的年輕人都不是典型的80後。這個運動的核心理念,是批判以經濟發展至上、不惜摧毀環境、社區和其他人文價值的「發展主義」或「中環價值」。另一方面,他們亦批判香港回歸中國以後,並未真正脫離殖民地的體制和心理狀態,政府繼續行政霸道而群眾仍然慣於犬儒和依賴,因此有需要通過抗爭來重建公民的主人翁地位。放在反高鐵事件上,保衛菜園村和針對功能團體都帶有這種抗衡發展主義和「解殖」的深層意義。如果硬將呂大樂《四代香港人》對80後的論述套入這場運動的核心,認為他們就是因為工作沒出路、上不了位而進行抗爭,不單是捉錯用神,更會引致極大反彈,因為這種「經濟論述」正是這場運動要批判的文化心態。

硬將《四代香港人》套入運動核心
那麼,《四代香港人》對80後的分析是否對理解現時年輕人的抗爭毫無幫助?動員起來的年輕人是否就完全割離於他們所屬的一代?那倒不是。從保育運動發展出來的反高鐵運動之所以被看成為「新社會運動」,不單是因為其擺脫了七八十年代的物質(民生)之爭而轉為價值之爭,更是由於其動員方式的轉變。以往民眾要參與社會運動,往往要參與居民組織、工會、壓力團體以至政黨。一方面這些組織對年輕人缺乏吸引力,即使參加了,都會跟著馮檢基、劉千石、張文光的腳步走而變得有組織、有策略、有進有退。今天因為互聯網的發展,通過獨立媒體和香港人網等網上平台,上述那種對資本和後殖的批判得以在年輕人中快速擴散。而透過facebook和Twitter,年輕人可以毋須加入任何組織便能進行連結和動員,以「快閃」的方式參與抗爭,形成一種「只有參與者而沒有成員」的社會運動。這種鬆散的、流動的網絡動員,令反高鐵運動的核心與整代相對冷漠的80後之間,出現了一群新生的運動參與者——他們或多或少受到運動核心的一些論述的影響,但亦深感第四代人那種不安與憤怒。在反高鐵運動中,民間的「高鐵專家組」提出政府方案「浪費公帑」的論述特別觸動一些年輕人,是因為他們目睹過去經濟發展的成果並非全民共享,政府倒不如用幾百億去解決教育和貧窮問題。這群邊緣的抗爭者所經歷的壓迫和對政治閉塞的痛恨,在沒有組織包袱的狀態下能盡情表達,亦更敢於衝擊一切的規範和制度。

因此,要將世代研究應用到社會運動的分析要份外小心。一方面要避免將整代人的困境和不滿硬套入運動的核心價值和訴求。但另一方面,因為網絡的發展令論述傳播和動員的成本大大降低,令「不滿」更容易轉化為「集體行動」,這種世代分析對於理解一群鬆散流動的抗爭人士就變成有相當參考價值。而因為這種動員形態帶有更強的「即時性」和「情緒性」,我們亦必須重拾舊有的「集體行為」(collective behaviour)理論去補充當代過度強調社會運動中組織動員和論述建構的分析方法。

明報.2010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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