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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man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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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海茫茫,在這裡與你相遇算是有緣。我在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任教,平時愛讀書、喝茶、看山與小女兒玩耍。我嘗試以理論政,以心觀照世情,並在這空間與你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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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世代與威瑪文化

Posted by chankinman 於 九月 7, 2010

1. 噪動的夏天

香港是那樣細小密集,人們的情感迅速波動、相互感染。這夏天開始時因為政改問題,民主派內兩陣彼此攻訐,年輕人吹着Vuvuzela 不斷噪動,起錨∕超錯、對話∕對抗的二元思維將社會撕裂,人們開始不用腦袋思考。夏天快要結束,一個以人民力量爭取回來的菲律賓民主政府卻以輕蔑生命的態度處理人質事件,以最荒謬的方式令港人感恩活於一個安全和合乎常理的城市,各黨派又攜手走上街頭,為亡者悲慟求公道,港人空前凝聚。

這個城市的情緒既然如她的股市和樓價一樣浮動,我們或許應在這稍縱即逝的平靜時刻,審視我們上階段所經歷的一切,然後以更清明的視野迎接下一輪的政治爭論。

2. 不安的青年

立法會通過政改的剎那,我看着遮打花園和皇后像廣場兩端的人群,不禁嘆息。一端不管最後上會的是怎樣的一個方案,只要是政府提出來的我便支持。另一端卻一早準備好連串行動反對政改方案,即使民主黨的改良方案與政府原方案有重大分別,行動照舊。我期待有更多知識界的朋友能走在這兩端中間,卻驀然發現大家都已歸邊,在修辭背後互相咆哮。2005年政改那役,一批學者和文化人難得地發表聯合聲明,希望泛民和政府能尋求共識。今天,爭取在體制內不斷擴大民主元素的學者和政黨已被一些人視為新民主運動的絆腳石(或刺破氣球的針),而累積怨氣、擴大群眾運動的重要性已超越了階段性的制度改革。

民主黨為港人爭取了5 個直選和5 個「類普選」立法會議席,如果說這是無關痛癢的改革,不是昧着良心,就是反映出很多港人已十分不耐煩。特別是年輕的一代,聽着多元開放、公平流動的神話,經歷的是單元、閉塞、壟斷和停滯的生活環境;政府一方面提倡公民教育、公眾參與,另一方面卻對民眾處處提防,死抱功能團體,陶醉在小圈子的選舉和生活世界。如果不以最劇烈的方式向建制俯衝,如何能夠動搖牢固的決策程序和僵化的思維方式?

和兩位積極關心政治的年輕人的一席話,一直印在我腦海當中。第一位是支持公投的醫生。我問他這方式真可以向中央爭取到民主嗎?他說不可以,但不打緊。「最重要是把心裏面的感覺有力地表達出來。中國在崛起當中, 香港在走下坡, bargainingpower 愈來愈少,要說真話就要趕快說,沒有什麼策略可言。」這是情感政治。另一位是剛畢業的法律系學生,和我談起對話路線的問題,我說香港欠缺持續抗爭的條件,第一是貪污不嚴重,第二是沒有重大的違反人權事件。聽後,她說: 「也許我們需要流血。」

我想,我是理解年輕一代的煩躁,而只要與這批積極參與政治的年輕人有緊密聯繫的學人、文化工作者、社會運動組織以至政黨,都難免捲入這個氣場。問題是這種浮躁不安的民氣,可以成為改革的動力,亦可以成為反理性和摧毁民主的力量,關鍵是不要讓她走上民粹甚至基要主義的道路。這自然讓我聯想起德國威瑪共和(Weimar Republic)的教訓。

3. 表現主義與新客觀性

威瑪共和(1918-1933)是德國最早實驗民主的時期,政治動盪不安,文化成就卻燦爛奪目。短短15 年的共和,換了17 次內閣。第一次世界大戰敗北的德國在恥辱和沮喪中重新站起,國民在極端右翼、社會民主和共產主義思潮激盪下尋求出路。在美國大蕭條的陰影下,德國面對的是不斷攀升的失業率和通脹,人心惶惶。有人說,在其後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不知有多少德國年輕士兵死在俄國和非洲戰場上,他們的背包裏都塞着海德格的作品。海德格的哲學是出名抽象和晦澀,但他談論的主題——疏離、恐懼、憂慮、虛無、存在等——卻與當時困擾德國人的非理性和死亡等問題融合在一起,引起了讀者情感的共鳴。耶魯大學歷史學家彼得.蓋伊(Peter Gay)認為,海德格的哲學是排斥現代城市生活的理性主義文明,最終變成貶抑威瑪共和,無意中引導年輕人用血思考,走上納粹的道路。

威瑪時期的浮躁不安亦表現於其文藝風格。當時盛行的「表現主義」(expressionism) 強調表現內心的感情。尼采在《悲劇的誕生》一書中將古代藝術分為兩類,阿波羅式的藝術是理智、秩序、規則和文雅的藝術;狄俄尼索斯式的藝術是惡毒、混亂和瘋狂的藝術。前者源於理智,後者源於潛意識,而表現主義基本上屬於後者:鮮艷的顏色、扭曲的形式、繪畫技巧上漫不經心、平面、缺乏透視、基於感覺,而不基於理智。彼得.蓋伊用佛洛依德精神分析的角度看,威瑪時期許多文藝作品都流露一種「弒父情意結」,對權威、舊有的倫理秩序進行徹底顛覆。當時一些被嚇得目瞪口呆的文化評論家驚嘆德國正在奔向「神秘主義和野蠻的綜合體」。

但威瑪文化精彩處是在這種從混沌而生的表現主義發展出相對應的「新客觀性」主張。創立包浩斯學院(Bauhaus)的格羅皮奧斯就認為:要治療現代的疾病乃是尋求更多更正確形式的現代化。參與制訂威瑪民主憲政的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視表現主義是一種「精神的麻醉」而提倡新的客觀性,亦即是哈特洛普(Hartlaub)所說的「以務實態度用心面對當下的現實面」,是遁世和憤世嫉俗的反面。這批思想家和文藝工作者很清楚人們已變得很不耐煩,但認為當時最需要的正正就是耐心,而不是搖旗吶喊。對他們來說,真正的進步端賴「木匠按部就班的工作,鐵匠拿着鐵槌不停敲打,還有商人的仔細算計等等」——這些人才是真正的革命者。

但歷史卻向着另外一個方向發展。觸動德國青年人的,始終是虛無、疏離、不安的感覺,他們需要的是表現主義式的情感政治、希特勒的魅力領袖和對猶太人的痛恨來尋求民族的光榮感和「完整性」——他們追求的不是自由和獨立人格,是結合。

4. 反思

香港面對的混亂和不安與威瑪德國不能同日而語,但年輕人在經濟與政治困局下的不耐煩,對舊有政治秩序、倫理、組織、人物的厭惡正是與日俱增。他們積極參與社區保育、反高鐵、公投運動,為香港帶來新議題、新視野。如果能夠如保衛囍帖街和反高鐵中結合專業力量提出民間規劃的方案,這股力量可以成為社會創新的動力。如果像政改一役只顧站在道德高地而提不出任何替代方案,政黨又怎能跟着這種「道德化的公民社會」(ethical civil society)的方式去處理政改問題?我想民主黨和普選聯的朋友要好好思考為何與今天的新社會運動脫了節?我們要時刻警惕是否已落後形勢成為改革的絆腳石?而激進派和今天的許多思想導師亦應提防將青年人帶進民粹主義的胡同,陶醉於叛逆的歡愉中,而漸漸迷失方向。

作者是中文大學公民社會研究中心主任、社會學系副教授

彼得.蓋伊著;劉森堯譯,《威瑪文化》(台北:立緒,2003)

明報. 6/9/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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