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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man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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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海茫茫,在這裡與你相遇算是有緣。我在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任教,平時愛讀書、喝茶、看山與小女兒玩耍。我嘗試以理論政,以心觀照世情,並在這空間與你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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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進精神

Posted by chankinman 於 八月 16, 2011

上世紀80年代中國經濟改革伊始,港人昂首北上,杯酒釋官僚,談笑間,圈地設廠,以港式管理改造毛式勞動,啟動了廣東這列改革開放的火車頭。即使港商或多或少成就了一個貪腐大國,又長時間虧待了默默耕耘的農民工,港人仍是感覺良好,一面發財,一面貢獻祖國。

今天港人感覺可不一樣。中國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系,雖然人均收入偏低,但只要集中資源,幹起大事來都令港人目瞪口呆。奧運、世博、航天科技展示國力之餘,內地同胞到香港炒樓、掃名牌、搶奶粉都叫港人明白到「十年河東、十年河西」的道理。被CEPA、「自由行」打救之後的港人,衣帶漸寬,面容憔悴。

忽略了對國家的社會文化貢獻

香港是完成了協助中國現代化的歷史任務嗎?當年中央對港的「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戰略是否可以放棄了?我看在經濟方面,香港在協助內地企業進行國際融資和內地資本走向國際方面仍有角色。上海一天沒有司法獨立、廉潔政府和足夠的專業人才,難以取代香港。問題是中國即使不與國際接軌,單靠本土融資和內需拉動,都夠支撐局面;有時甚至慶幸人民幣未能自由兌換,反能避開全球金融風暴。如此看來,保住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亦毋須沾沾自喜。

香港的NGO模式

香港所忽略的,反而是我們對國家的社會與文化的貢獻。以公民社會為例,過去十多年來,香港的大學和公民社會組織在資源、理念、工作模式和人才培養方面都促進了中國公益領域的發展。樂施會、宣明會、苗圃行動、智行等基金會和服務組織一直投入大量資源在內地服務貧困和弱勢群體,有些更支持內地非政府組織(NGO)的工作。這些NGO在環保、教育、公共衛生、婦女、勞工等方面都做出重大貢獻,但礙於中國法律的限制,往往難於登記為合法組織。沒有合法身分,這些組織亦無法在銀行設立獨立帳號,更不用說進行募捐。由於政府不向這類NGO(在中國統稱為草根組織)提供資源,他們唯有靠私人關係向朋友和義工募集一些經費維持生存。稍為有規模的NGO,都要靠海外的基金會和公益組織撥款支持。我觀察到香港一些公益組織由於比較理解內地的法律情,願意較靈活地處理內地NGO的帳號問題,令不少草根組織可以獲得資源開展工作。

內地許多民眾對慈善工作有所認識,都源於在電視上看到港人捐款賑災和支持一些醫療、教育和社會服務。很多內地來港訪客都被在街上賣旗的義工所感動,覺得香港是真正實踐「平民慈善、人人公益」的地方。如果他們細心留意,會發現香港大部分中小學都是由慈善組織成立和管理,在社區中的老人和青少年服務都是NGO提供。這種由政府提供經費、NGO提供服務的伙伴關係,慢慢亦被內地各級政府所認同。深圳、上海、北京、廣州等市政府都開始以向NGO「購買服務」作為一種社會管理的創新。

即使在共產黨管理的領域,我亦看見「香港模式」如何發揮影響。譬如說共青團管理的各地志願者協會,由於經常到香港參訪志願組織(包括義務工作發展局),令其對志願者的管理模式產生深刻的變化。內地的志願服務往往是從上而下的動員,志願者在政府或官方組織發動下,在大型活動中從事一兩天的糾察、衛生工作,但香港的志願服務強調義工的成長,鼓勵從下而上的參與和對義工的系統培訓。一些內地沿海地區的志願組織學習了這套香港模式後,連名稱都改為「義務工作者」而不用官方慣用的「志願者」稱號,可見這種參與式理念的影響力。

理念的傳播與公益專業人才培養息息相關。隨「購買服務」概念的出台,中國不少社區亦開始設立「社區公共服務站」或「社工站」,令社工忽然成為新興行業。而香港的大學(如理大社工系)在協助建立內地的社工系和培育中國第一批專業社工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中文大學公民社會研究中心每年亦邀請近百名中國NGO領袖到香港聽課、參訪社會服務組織和了解公民社會的發展。樂施會和社區伙伴等機構更直接在內地支持一些NGO的短期培訓課程,培育了大批NGO義工和領導。這些課程在訓練組織、財務、義工管理以外,更強調公民參與的理念。

事實上,不少國際和本土NGO都運用香港的制度和地理優勢試圖促進中國成為一個更文明、開放、以人為本和可持續發展的國家。綠色和平、無國界醫生、國際特赦組織等都在香港設立辦事處,支援其組織在中國的工作或關注中國事態的發展。中國南部許多勞工組織和中國的維權律師亦得到香港相關團體的支援。近來廣州的「撐粵語運動」和保育運動其實都有香港的身影。他們或者為弱勢群體提供服務,或者從事倡議活動,為的是推動一種更平衡的發展方式。

在3D肉蒲團之外

這些年來,我接待過以百計的內地學者和NGO領袖,他們都從香港最平常的生活中受到發:在地鐵、銀行有秩序地排隊、全面禁煙、廁所清潔、背囊毋須放在胸前、報章罵政府、大學生罵校長、遊行集會和平有序、在香港辦事「省心」(凡事有規矩,不花心力走後門)等等。退,香港對內地是一個示範。進,香港可直接參與到中國的社會發展去。上面談的公民社會只是一面,譬如在教育領域,我們有沒有志氣為中國培育新的領導人才?在文化創意方面,香港作為全國最自由的城市,在3D肉蒲團之外,還可以創作怎樣的電影、舞台劇、棟篤笑吸引到自由行的人潮?

香港年輕一代面對中國的崛起實在有點手足無措。在大處,他們痛恨中國政府對內地維權分子的打壓和對香港民主化的諸多阻撓,在小處,他們埋怨內地學生搶走了他們的宿位、獎學金和研究院的學額。在反高鐵和反政改的運動中,我們可窺見年輕人那種不惜與內地割斷的衝動。這種「守城心態」當然不難理解,亦對保衛「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有其意義,但如能採取新的北進思維,自信香港對內地的社會和制度建設有積極促進作用,港人生活在此時此地,會有更深遠的意義。

明報‧2011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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