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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man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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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海茫茫,在這裡與你相遇算是有緣。我在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任教,平時愛讀書、喝茶、看山與小女兒玩耍。我嘗試以理論政,以心觀照世情,並在這空間與你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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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適型領導力——從政改到特區施政

Posted by chankinman 於 十二月 18, 2012

梁振英焦頭爛額地度過了上任的首半年,給人感覺像是任期的尾聲。政府架構重組、增供土地、抑壓樓價、扶貧、港深融合等構思或胎死腹中或因管治威信缺席而失去效力。一個「硬實力」來源認受性不足、「軟實力」又因誠信問題徹底消散的特首,如何支撐殘局,實在耐人尋味。

2013年未至,田北俊率先提出未來特首普選安排的建議,令人感到突然。事實上,2016年立法會選舉和2017年特首選舉的具體方法仍未落實,如果一併處理,便需在2014年諮詢和走「五部曲」,相信民間會在2013年開始醞釀討論。據說中央原本打算由政治手腕較高明的梁振英來迎接這次普選的挑戰,但在如今局勢下,連「末日救星」長毛都可能當選特首,相信本地工商界會比北京更焦急提出一些保守的選舉方案。

只有波濤過後才能看清湖底

泛民如何面對新一輪的政改?幾個月前民主黨在立會選舉失利,有朋友說我作為普選聯核心成員並致力推動與北京談判,應該為文辯解。我遲遲未有動筆,是相信只有波濤過後才能看清湖底。今天回首,仍看不出司徒華、何俊仁諸君曾經「投共」,「一人兩票」的超級區議會議席和新增5個直選議席,如何令政制倒退。

但民主黨和普選聯支持政改談判並不單眼議席問題,而是希望與北京開展一種良性互動,為下一輪更艱巨的政改進行對話。當時普選聯向北京和特區政府提出建立一個就政制問題交換意見的常設平台,始終未獲回應。其後民主黨更相信中共支持人民力量分裂泛民,此舉嚴重破壞雙方互信;民主黨選舉失利更令泛民全面激進化,與北京對話的空間已不復存在。

民主黨真正犯的錯誤是……

「良性互動」的落空,可歸咎普選聯學者們太過一廂情願,但對於普羅市民來說,有沒有「良性互動」並不是他們太關注的問題。民主黨真正犯的錯誤是沒有通過一個「政治過程」,讓民眾認識到:

1. 要推翻人大常委的決定(2017和2020年前,不實行特首普選和立法會全面普選)是不切實際;

2. 如果只推翻特區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而不提新建議,只會原地踏步;

3. 一人兩票的方案能將政制向前推進。

當時普選聯雖然有職工盟和街工等民間組織參與其中,但並無積極發揮與民眾溝通的功能。即使民調顯示有近六成人贊成普選聯的一人兩票方案,但這種靜態的支持並不穩固。民主黨由於拒絕參與「五區公投」,在泛民內備受壓力,而北京一直採取強硬的策略,令談判的時間異常壓縮。假如民主黨當時已發展了電子投票系統,透過這種公眾授權或者能頂「密室談判」的指控,但問題始終是基於對這種「政治過程」的重要性意識不足。

這令我想起哈佛大學Ronald A. Heifetz教授《Leadership Without Easy Answers》一書。他認為有許多問題並沒有一個簡單圓滿的技術性答案,我們需要的是一種調適型領導力(Adaptive Leadership),帶領各種持份者直面問題的本質,調整自己的態度和行為來適應新的處境。為了讓各人了解問題的嚴重性和迫使各人調整,領袖必須製造張力,並運用正式和非正式的威信去引導改變。

調適型領導力

譬如一個醫生面對一個末期絕症患者,病人和家屬都期望你能用藥物或手術拯救病人(技術性答案),但醫生能真正做到的是協助他們面對死亡的事實,減輕患者的身心痛楚和善用餘下時光,家人及早作出準備(心理、經濟等),這是調適型領導力。在政治方面,書中談到在1983年美國環保局長William Ruckelshaus在處理Tacoma市一間金屬製造廠的污染爭議時,並非簡單地宣布該廠排出的污染物可能危害居民生命而將之關閉。原因是該廠是當地主要僱主,養活了幾代居民。他們認為是環保局在無事生非,或者環保局應協助該廠解決污染問題。但簡單的技術性答案並不存在:由於經營環境惡劣,工廠無財力提升設備至完全安全水平。Ruckelshaus決定舉辦一連串居民大會,讓居民直面保持現狀可能帶來的健康威脅,或者關閉工廠帶來的經濟危機。

這種將問題交回民眾手上的領袖風格,不單為社區帶來震盪,亦在環保局內引發爭議。許多技術官員都習慣將社會問題納入既定的官僚程序,懼怕公眾參與的程序混亂和結果的不確定性,但Ruckelshaus很清楚此事件沒法得出一個兩全其美的結局,必須讓民眾自己抉擇並及早對可能的轉變進行調適。在漫長的工作坊和公聽會中,官員們發現居民對於複雜的污染和健康問題有相當高的理解力,並提出一些減少污染的實際建議。更重要的是居民在認真面對健康問題後,都意識到關閉工廠是一個真命題,開始推動社區經濟多元化。其後該廠因為經營困難而倒閉的時候,居民已在心理和經濟上做了相當的準備而令損害減至最低。

要民眾感受威脅
從而作出調適的準備

正如Heifetz在書中所言,調適型領袖不是要滿足民眾對絕對答案的渴求,而是要提出問題;不是要保護民眾不受外來威脅,而是要他們感受威脅從而作出調適的準備。或許民主黨和普選聯太緊於尋找一個在重重關卡下仍能推動制度改革的方案(技術性答案),而忽略創造一個政治過程,讓民眾直面沒有雙普選的事實,自己選擇「原地踏步」或「寸土必爭」。汲取教訓,在即將來臨的政改爭議中,泛民除了要提出一套政改方案外,必須與公民社會有廣泛的互動,特別應用電子投票爭取市民授權。

如果泛民要學習調適型領導力,特區政府就更是刻不容緩。政府急於樹立政績,而不理解到政策推動需要過程和伙伴。以新界東北發展為例,市民要從發展中享受港深融合的經濟效益、解決住房需要,抑或為港人留一個後花園,絕對不是一個技術性問題,必須讓各持份者充分表達意見,通過對話後帶動各種調適。但現在民眾覺得政府缺乏誠意,處處懷疑政府有隱藏議程;政府不是聆聽民間訴求,而是動員中策組或愛港力量去打輿論戰。

現代社會的問題愈來愈複雜,政府還是不要相信自己有最佳答案,反而要想一想如何能將問題交回給公眾,共同承擔這個城市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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