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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man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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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海茫茫,在這裡與你相遇算是有緣。我在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任教,平時愛讀書、喝茶、看山與小女兒玩耍。我嘗試以理論政,以心觀照世情,並在這空間與你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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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腳步聲喚醒沙堆裏的政府

Posted by chankinman 於 七月 2, 2013

行政會成員羅范椒芬在6 月18 日《明報》洋洋灑灑議論民主需要具備哪些條件,並引用熊比特1942 年的作品,指出政治人才、規限政治權力的範圍、專業的官僚系統和民主自制是關鍵所在。一個從政者突然書興大發,所為何事?

討論民主的社會條件曾經是上世紀中政治社會學的一個熱門議題,其中最著名的是Seymour Martin Lipset 在1959 年發表的〈民主的一些社會條件:經濟發展與政治認受性〉一文,被理解為要民主就先要發展經濟。這種視經濟為民主發展的「先決條件」(pre-requisite) 的理論, 令Robert Dahl 在《Polyarchy》一書中提出一道民主發展的「GDP 分水嶺」,指出不達到某個經濟水平,就沒有民主的希望。這種理論在六七十年代受到重大衝擊,因為不少南美洲以至亞洲國家在經濟發展至某個水平後反而出現民主倒退,而世上有一些如印度般的國家,即使經濟水平甚低,但仍能把民主建立起來,令政治社會學家不得不放棄「先決條件」之說。像Juan Linz和Alfred Stepan 這些民主研究權威,均認為市場經濟、公民社會、法治、政治社會(政黨與選舉制度)和廉潔有效率的行政系統只是「鞏固」民主的社會條件而非先決條件。缺乏這些社會條件,民主制度舉步維艱,亦未必能發揮其應有的效能。倒過來如果一個社會已具備這些條件,要維護一個威權政治、抗拒民主化,難度甚高。弄不好,將帶來深重的管治危機。

熊比特會從墓地裏跳出來嗎?

回到熊比特談的社會條件,亦應如是觀。他談的是民主制度建立之後需要的人才、文化和周邊制度的配套,而不是民主的先決條件。香港現在連「半民主制度」(semi-democracy)都不是—— 不單行政長官不是普選產生,有一半立法會議席仍是控制在功能團體手裏。在這樣的「四分一民主」(quarter-democracy)體制下,在議會內外不得不向政府施壓以爭取民主的時候,羅范椒芬竟借熊比特提出她對議會的觀點: 「議會應該有所克制、專注公眾最關心的事務,在回應民眾訴求之餘, 也要尊重專家的意見。行政與立法機關的權限要與社會承受政治鬥爭的能量相配……」她又認為大家必須學習自制, 「議員要抗拒令政府難堪的誘惑……爭取權益要守法」等。這些話在一個常態的民主制度下,不無道理,但當建制派一面壟斷權力,一面叫議員和公民學習自制,是否令人啼笑皆非?如果一個社會發展到連溫和民主派都以公民抗命爭取民主的時候,熊比特知道他的作品被用以勸人守法,他會從墓地裏跳出來嗎?

我們教學時用到熊比特作品,一方面是覺得他的理論對建立一個穩定的民主制度有參考作用,另一方面,亦藉他的理論來標示傳統的精英理論如何不合時宜。當人們視民主是「人民當家作主」的理想時,熊比特認為民主只不過是一套精英間權力轉移的遊戲規則罷了。既然人民選出了代表,便要讓道精英治國。議會不要動輒抬槓,公民不要事事問責,令政府疲於奔命。我想,羅范椒芬喜歡熊比特的理論,正是說出了她和許多建制中人的精英心態,甚至是對殖民地「精英共治」的眷戀。問題是懷舊與鄉愁,能解決當前的管治危機嗎?

傳統的精英理論不合時宜

西方在第二次大戰前後, 人心不穩,思考如何在民主與穩定間尋求平衡點是重要課題。隨着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經濟發展,西方民眾好像失去了1960 年代的政治浪漫,逃入安逸的私人世界中看電視度日。當政治精英們享受「公民自制」釋放出來的政治空間的時候,美國總統選舉的投票率卻從80% 跌至1980 年代的50%、對政府的信任持續下降、人們亦埋怨在兩黨制下的英美民主沒有為選民提供真正的選擇。不少學者思考如何激活公共參與去重建民主,縮窄政府與民眾的鴻溝。像德國社會思想家哈巴瑪斯便認為民主不單是投票選舉,還要建立一個公共領域讓公民以理性和真誠的態度進行對話,形成公論,影響公共決策。Bruce Ackerman 和John Fishkin等更進一步發展出「商議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 的理論和方法(和平佔中的商討日和港大的慎思民意調查都是源於此理論)。特別是互聯網和智能手機急速發展,網絡社會和全球化已經出現。Robert Putnam等留意到美國青年政治參與近十年有崛起的趨勢,他們認為911 事件和互聯網的出現令年輕人對政治敏感度大大提高。而Manuel Castells 認為網絡社會的興起不單令政府無法壟斷信息(從而無法壟斷權力), 更因為其「去中心化」的形態(沒有穩定的領袖,沒有誰可代表誰),令政府要推動公民參與都有點無從入手,更不要說控制新的社會運動。

如果明白西方民主國家正努力地尋找如何應對網絡化的公民社會的公眾參與模式,便知道熊比特的理論如何不合時宜。如果連西方成熟的民主國家都面對如此嚴峻的挑戰, 香港那「四分一民主」的政治體制如何招架?懷舊與鄉愁只是鴕鳥哲學,我們不如承認我們在面對一個「政治懸崖」。我們已經具備了Juan Linz 所言的民主的社會條件,但我們政治制度卻將大部分香港人排除於外,令政府缺乏監督,亦缺乏社會支持。如果在這種情况下仍不在2017 年實行有真正競爭的普選,社會矛盾一定激化、政府無法管治。

中文大學在今年6 月進行一項民意調查,發現市民對民主發展、人權和廉潔的評價是回歸後最差的,但當問到市民是否接受近年社會運動或遊行示威愈趨激烈,結果卻是44%不接受、24%普通、30%接受、2%說不知道。驟眼看來,這調查顯示港人仍是頗為溫和。但只要我們對受訪者進行年齡分析,便看到另一圖象(見表)。統計結果發現,50 歲以上受訪者表現保守,接受激烈抗爭的只有24%、不接受的有52%。30 至49 歲的組群態度溫和, 接受的有31% 而不接受的有44%。但看一看18 至29 歲的受訪者,接受激進抗爭的已達42%,而不接受的則只有24%!

年輕的呼喊

民主浪潮在拍打我們的良知,年輕的呼喊在天星、皇后、政總以至畢業典禮上不斷迴旋。梁振英先生請不要只裝笑臉,羅范椒芬和眾「精英」們不要再陶醉在無謂的鄉愁中,埋怨人民不懂自制。七一遊行的腳步聲會把你們從沙堆裏呼喚出來嗎?抑或你們想人民把沙堆踏得紮紮實實,便可以安睡在自己幻想的管治宏圖當中?

陳健民
作者是學者、和平佔中發起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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