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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man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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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海茫茫,在這裡與你相遇算是有緣。我在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任教,平時愛讀書、喝茶、看山與小女兒玩耍。我嘗試以理論政,以心觀照世情,並在這空間與你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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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佔中爭議中懷念Juan Linz

Posted by chankinman 於 十一月 7, 2013

我摯愛的老師、美國耶魯大學民主理論大師Juan Linz教授在10月1日與世長辭。10月4日,在紐黑文市草地的小教堂舉辦追思崇拜的時候,我正在中大主持北大賀衛方教授有關中國憲政之路的論壇。心裏戚戚然,卻又覺得老師的精神與我同在。

我是1979年進入中大社會學系念本科的,那正是中國改革開放之初。魏京生在北京西單民主牆發表〈第五個現代化〉和〈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後被捕並判重刑。北大學生胡平則發表長篇大字報〈論言論自由〉,並以獨立候選人身分參選地方人大。海峽對岸,台灣發生「美麗島事件」,黄信介、施明德等黨外人士被補,卻從容面對政治審判。當時老報人陸鏗帶着流亡的施明德太太艾琳達來中大演講,聲討國民黨白色恐怖。但談到統獨問題,陸鏗卻拍案而起,大罵艾琳達鼓吹台獨,讓我見識「大聲公」綽號的由來,也讓我窺見台灣的民主化與族群衝突的糾結。這邊廂,香港正面對前途問題,大家都憂慮回歸後自由、法治不保,大學生則提出「港人治港、民主回歸」以回應。這些事件讓年輕的我明白到生在這個時代,不得不思考民主的問題。1988年當我遠赴耶魯攻讀政治社會學的時候,心裏想着的亦只有這個問題,只是仍躊躇於以學術還是政治作為一生志業。但跟隨Juan Linz學習一年,心裏便有了答案。

嚮往和平轉型

Juan Linz是西班牙人,上課常提到他祖國在1975至79年間如何透過體制內外的互動達至民主轉型。西班牙人當然厭惡佛朗哥的獨裁統治,但經歷過內戰之苦,國民都渴望能避免動亂。佛朗哥去世後上台的卡洛斯國王洞悉形勢,任命蘇亞雷斯為首相推動政改。他一面安撫頑固保守的建制派,一面以公投拉攏主流民意壓倒激進反對力量,再成立跨黨派的新憲法起草委員會,經過400多天的爭論與協商,最終通過一個民主新憲法。西班牙民主化工程令我嚮往,是因為目睹中國歷代革命與專制的循環,希望找到一個和平的轉型模式。

今天我們推動佔中雖涉及公民抗命,但我們堅信非暴力和承諾先走盡對話之路,包括以商討日和全民投票(公民授權)選出一個政改方案,並透過政黨和公民行動爭取政府接納。只有當北京硬要香港人接受一個「有中國特色的普選」時才會出現佔中。既然參與者承諾不拒捕、不抗辯,這並非一場革命,而是對「指鹿為馬」的抗議,甚至有人覺得是為香港沉淪發出悲鳴。即使我一生在思考和平轉型之道,周融和幫港出聲卻把佔中說成是動亂、是邪、是暴徒所為。Juan Linz聽見,一定像他當年那樣哈哈大笑,然後和我說歷史上有多少顛倒黑白的事例。

民主的社會條件

Juan Linz 在耶魯很有名的一門課是民主的社會條件,其後他與Alfred Stephan將授課內容出版為《民主的轉型與鞏固》一書,指出市場經濟、法治、公民社會、政治社會(政黨與選舉制度)和廉潔有效率公務員系統是鞏固和深化民主的社會與制度條件。許多國家(像埃及)因為缺乏這些條件(如憲法精神),民選政府上台後實行「大多數人的暴力」,威脅公民的基本權利(如信仰/世俗化的自由),結果引起劇烈的對抗,軍方則以保護國家安全之名介入,令民主制度崩潰。

不過Juan Linz卻沒有陷入他老師Martin Seymour Lipset的理論泥澤,把這5項條件說成是民主的「先決條件」。他只想說:有了這些條件,民主制度不會輕易崩潰,亦更能發揮其制度優點。我們必須承認有些國家在很惡劣的條件下仍能把民主建立起來,只是他們要面對更多的挑戰。印度便是典型的例子,民主化後仍有各種管治(如貧污)問題。但對印度人來說,在這樣一個多民族、多宗教的國家,如果不是以民主制度加上邦自治來維繫,恐怕只會出現強權或者分離主義,這都不是他們樂見的。相對於這些國家,香港已具備各種民主的社會/制度條件,我甚至可以說,歷史上哪有一個國家在民主化的時候,能在經濟發展、法治、公民社會與公務員體系比得上香港?即使香港的政黨政治仍未成熟,那是因為缺乏執政機會所造成。許多國家在民主化之前,連反對黨都沒有!

Juan Linz認為,如果一個國家已具備民主化的條件,政府仍要抗拒民主,將會付上較大的代價。這就是目前香港的處境。但我卻時常聽到幫港出聲的何濼生教授說,香港缺乏民主文化,這種文化亦比民主制度重要云云,而不知道制度與文化共生。難道要先建立了廉潔文化才成立廉政公署?有沒有想過廉政公署有助建立廉潔文化?何教授最看不順眼的,是人們批評政府時語言粗鄙、「對人不對事」。作為學者,我亦崇尚寬容精神、言談爾雅,但面對小圈子佔領了公權力,肆無忌憚破壞核心價值,有些人會像王維基般以感嘆來控訴香港沒有公義,有些人則以拉布、謾罵,甚至更激烈的方法去批判霸權,我們亦應理解。各方與其指摘這些抗爭的文化,不如協力爭取一個公平的政治制度。

以學術介入現實政治

Juan Linz對學術的一大貢獻,是研究新建立的民主政府如何避免崩潰、倒退回專制政治(見《危機、倒退與再生》一書)。他在Journal of Democracy發表那篇〈總統制的危機〉成為經典論文,指出行政長官與議會分立的制度(香港如是)如何為新建立的民主政府帶來危機。不過香港能否實行真普選仍是未知之數,我亦不想在此討論太多有關如何鞏固民主制度的問題。

Juan Linz的貢獻不單是在學術前沿思索理論,或者在耶魯作育英才,還有他在現實政治上產生巨大影響。他的研究伙伴Alfred Stepan在《Rethinking Military Politics》一書中透露,巴西軍政府將領Golbery當年讀了Linz在Authoritarian Brazil一篇文章,明白到巴西不實行民主無法解決認受性問題,使下定決心進行改革。這種以學術介入政治的貢獻,不單令他取得多個重要獎狀,更鼓勵了像我這樣的學生,不斷為中國和香港的民主而思索和寫作。

一日為師,終生為師。除了他的智慧外,我們更懷念老師對我們的關懷鼓勵,並以自己的生命為學生燃點路燈。

作者是學者、佔中倡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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