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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man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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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海茫茫,在這裡與你相遇算是有緣。我在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任教,平時愛讀書、喝茶、看山與小女兒玩耍。我嘗試以理論政,以心觀照世情,並在這空間與你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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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人的正業

Posted by chankinman 於 二月 11, 2015

《文匯報》和周融之流攻擊陳文敏教授「不務正業」,只管「搞政治」,又容許戴耀廷搞佔中,荒廢研究云云,令我不禁問句:讀萬卷書,所為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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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中國讀書人只想著做官,「學而優則仕」是也。但做官是為了經世濟民,還是個人功名利祿?有骨氣的讀書人會以「邦有道則仕」作為做官的先決條件。但今天我見許多大學同事一被權力招手,不管政府「有道」「無道」,照樣躹躬盡粹。這些幻想自己當了「國師」的讀書人,竟能模仿京官説話,大談「中央讓了港人太久,現在是港人退讓的時候」;有些「國師」則窮盡學理,背書「中國模式」如何高效,哀香港「私權澎漲、公權萎縮」,刁民欺凌梁振英。他們思想是否保守並非問題所在,恐怖處是其只懂跟着中央主旋律敲鑼打鼓,譬如在毫無根據的情況下大談外國勢力干預香港事務。作為知識分子,他們既不恥於服務一個不斷擠壓思想和言論空間的政權,還急不及待鼓吹23條立法,難道這就是正業?

在中國傳統,讀書人遇上暴政當如何自處?「邦無道則隱」是為答案。但現實中能有幾人在亂世保持風高亮節,像竹林七賢般放浪形骸?大多讀書人,不管朝庭是行王道還是霸道,照舊連夜趕科場,但求一官半職。歷史上就是幾個滿腹經綸的才子,飽受dirty politics 挫折後,鳥倦知還,在退隱田園中才思索人間正道。

今天,談「大隱於市」,莫過於香港學者。不管政府做事是否有道理,讀書人一於少理,最緊要是按照大學研究資助委員會評估的標準,出紙、出紙、再出紙。因為要達到「國際標準」,最重要是在美國高impact factor 的期刊刊出。而所謂impact者,是指學者間互相引用文章的頻率,可與學圈以外的世界全無相干。

我不是說學問必須經世致用,我知道為學問而學問有其價值。在耶魯大學念書時,遇上不吃人間煙火的學究我都肅然起敬。但香港學界(特別是社會科學)悲哀處,是既不能「上天」又不能「落地」。不能「落地」者,是因為香港學者要在美國頂尖期刊出紙,本土議題幾乎全被忽略。我不時遇到官員投訴說納稅人花了巨款養活一大群學者,卻不見得對本港房屋、新移民、城市發展等社會課題有卓越研究,更遑論出謀獻策。這些官員卻不知道,正是研究資助局的評估模式影響各大學的招聘和考核教授的標準,最終扼殺本土甚至區域關懷。而以香港的文化底蘊和有限的研究經費,要在理論研究有重大突破,幾乎是緣木求魚。可見做學問要認真「上天」,也要相當的文化和資源條件。香港大多社科學者其實是夾在天地之間埋首出紙,作品少有驚動世界,本土亦不為所動,但這偏偏又是正業。

難道在「仕」與「隱」之間,便別無選擇?其實讀書人還有「諫」這個功能,只是在中國傳統裡以下諫上者,還是官員(仕)職責,(公共)知識份子在體制外對權力的批判,在五四運動之前幾近闕如。直到今天,香港學者在公共領域𥚃缺席已是常態。本來學者最懂得 on one hand就某個爭議的課題點評幾句,再on the other hand加些按語將立場模糊化。但大多學者覺得介入公共事務已是風險太高,要他們勸諫政府或者批判主流思維,就等同「立於危牆之下」,非君子所為也!

因此,對於一些學者和學系能夠在「離地」的研究評審枷鎖中平衡本土關懷,就公共議題舉辦研討會、出版刊物、評論以至行動介入,我們應該感到無比安慰。在過去兩年的政改爭議中,我目睹港大法律學院不少學者(開放的、保守的)以專業知識介入社會。作為中大人,我倒以港大為傲!但雨傘運動後,北京御用學者認為「動亂」的根源是「香港學術精英毀了年輕一代」,北大人又説中央要對特區教育加強監管和「再啟蒙」港人,看來劍指港大並非無因。假如這回港大因政治壓力而放棄任命陳文敏為副校長,自由思想的堡壘便被打開缺口。大學自主岌岌可危,潛心做本業的書桌是否還能如舊平靜?這是考驗讀書人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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