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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man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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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海茫茫,在這裡與你相遇算是有緣。我在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任教,平時愛讀書、喝茶、看山與小女兒玩耍。我嘗試以理論政,以心觀照世情,並在這空間與你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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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崩潰或是和平轉型? ——覆王卓祺

Posted by chankinman 於 四月 17, 2015

中央政策組顧問王卓祺在本欄一篇〈民主寄託於虛無縹緲的希望〉,將我說成是「中國崩潰論」的支持者,原因是我在3月4日在本欄發表的文章中有此一段文字:「中國現時的發展模式是不能持續的,10年間必有大變,屆時會為香港提供政改的機遇。」

政治變革有多種形式
我一向不採用「中國崩潰論」的說法,是因為即使中國政治出現劇變,不代表中國便會崩潰。當然,以目前中央對西藏和新疆等地的高壓管治方法,一旦中共下台造成主權分裂的可能性的確存在。但由於政治變革有多種形式,變革後以何種體制(譬如聯邦制)取代現時的「單一制」,對中國主權的完整性會有不同程度的衝擊,不能一概而論。

中共一直忌諱港人高喊「結束一黨專政」,其實一黨專政可以透過暴力革命結束,亦可以是黨內分裂促成,甚至是由政府帶動、和平有序的民主改革達至,路徑不一而足。結束一黨專政,亦不代表打倒共產黨。假如是由中共自己帶動民主改革,一黨專政結束後,中共能夠參選甚至繼續管治都有可能。台灣不就是在蔣經國領導下於上世紀80年代中開放報禁、黨禁,而在結束一黨專政後,國民黨還繼續執政嗎?

我認為中國在10年間要面對重大變動,是因為現時的發展模式已走到盡頭,不得不觸動政治改革。現在的發展模式所以是不可持續,首先是因為改革30多年來仍未發展出一套權力轉換的機制。不單是江澤民藉黨內你死我活的權鬥中乘勢而上,到了習近平上台,同樣要對薄熙來和周永康等政敵進行殘酷鬥爭。如果連政治領袖的產生方式都不能制度化,談什麼模式?

其次,中共貪污問題的嚴重已超乎許多人的想像。我的博士論文是研究中國貪污問題的,當時還判斷中國的情况與一些發展中國家(如菲律賓)不同,並非權力愈大,貪污問題愈嚴重。原因是要爬上中共的頂層必須通過重重考驗,如果涉及貪污,很容易被政敵攻擊。事實上,過往很少中共領導人被指控貪污腐化,但觀乎周永康、令計劃、徐才厚等斂財至富可敵國,可見腐敗問題已從底層灌通至權力頂尖。

研究貪污問題的學者都知道,貪污在經濟發展初期可扮演「潤滑劑」的角色,以「利益刺激」打破官僚系統的繁文縟節。但要經濟轉型升級,必須發展出一個相對公平的遊戲規則,促進競爭與創新,此中包括政府監管、產權保護、公司管治、司法獨立等等,都是與貪污水火不容。高教育人士特別痛恨貪污,因為他們是最受惠於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現在中國每年培養百萬計的大學生,他們將如何看待一個貪污大國?

最後,今天中國的高增長是建築在「消費未來」的基礎上。粗放型生產和暴發型消費,讓穹頂之下,大地窒息,最終將以無數的生命和沉重的醫療支出作為代價。由於這些問題已廣受關注,在此不贅。

從上而下反貪交易成本高
習近平對這個社會主義大國已淪為「權貴資本主義」(孫立平教授語)應有深刻認識,亦是這種亡黨亡國的危機感驅使他兵行險着反貪打老虎。但習近平的改革模式是盡收天下兵器,樹立個人權威,以從嚴治黨作為救亡手段,反貪為介入點。改革的思路是從上而下、不假外求,禁止傳媒和公民社會製造干擾。中共反貪弔詭之處,是一面在救亡,一面在自揭瘡疤,摧毁自己統治基礎。因此,這種改革有如醫生和自己動心臟手術,愈認真愈要停。

當然,以從上而下的方式反貪不是不可以,新加坡便是成功例子。但像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以這種方式反貪的「交易成本」是很高的。特別是因為「信息不對稱」 問題,中央政府要掌握地方官員的貪污瀆職行為非常困難。反貪運動雷厲風行時,地方官員會以少做少錯來避風頭甚至抵制壓下來的監督措施。如果沒有進一步制度化反貪工作,風潮過後往往故態復萌。

其實要減低反貪的「交易成本」,有效的做法是容許受官員權力影響的民眾參與監督,但這涉及增加政府透明度甚至是言論自由。香港的反貪成功經驗告訴我們,除了領導人(港督麥理浩)的決心、廉政公署獨立反貪的權力外,社區動員(舉報和教育大眾)扮演重要的角色,而傳媒的監督和公民社會(大學生「反貪污捉葛柏運動」)更是激發或確保反貪的政治意志不會後退的壓力。即是說,習近平上台後不斷擠壓傳媒與公民社會的空間,只會令這位為自己動手術的醫生隨時可縮手叫停。

我對習近平這種反貪方式沒有信心,更擔心會引發利益集團的反撲。假如反貪因觸動太多既得利益而叫停,民眾的不滿恐難控制。過往的調查發現中國民眾對地方官員信任度很低,但對中央政府的信任度極高。但這兩年來暴露出中央要員嚴重的腐敗,有否打破「中央是包青天」這個迷思,值得留意。由於中國缺乏有組織的反對力量,民怨往往轉化為零散的騷亂,幾年內出現革命的可能性不高。但假如黨內利益集團分裂,利用這些民怨來進行政治鬥爭,後果難以預料。假如習近平明白到在一個大國反腐,必須借助社會力量和獨立的監督和司法系統,在面對各樣抵制後不是知難而退,而是轉而建立體制內外的制衡機制,那中國才真正走入現代化的正軌。

中國的現代化是一個如此複雜的課題,我沒有簡單地接受了「中國崩潰論」,一定讓王卓祺失望。相反,一向對中國發展持樂觀態度的David Shambaugh教授最近在《華爾街日報》為文,提出〈中共統治已邁向尾聲〉 的說法。我一直都同意他在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的觀點,即中共雖是專制卻有非常強的調適力。但今日的他卻打倒昨日的他,加入了「崩潰論」行列,可見事情並不像王卓祺想像般簡單,對中國沒信心便是「缺乏文化歷史智慧」。

其實誰能預測未來?我只知道中共正處在十字路口,在習近平任內,可能因為他的強硬作風引發劇烈的黨爭,但他亦可能因勢利導轉身為中國的蔣經國。在此變局,香港的故事仍未寫完,大家何不帶着希望步向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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