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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man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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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海茫茫,在這裡與你相遇算是有緣。我在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任教,平時愛讀書、喝茶、看山與小女兒玩耍。我嘗試以理論政,以心觀照世情,並在這空間與你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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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遊戲與社會責任

Posted by chankinman 於 十一月 9, 2015

港大陳文敏事件,令人心寒之處,不單是校委會在人事任命問題上不按學術自由的原則,對持份者欠缺合理交代,還有是李輝這類學者赤膊上陣,攻擊陳文敏學術水平不足。

李輝教授是否狂妄無知,大家心中有數,但他以「影響因子」判斷他人學養高低,並非胡言亂語。事實上,今天大學對教授的聘任和提拔(除了一些行政位置),幾乎就只看他們出版的學術文章的期刊的地位(以被引用次數而評定的影響因子或impact factor)。教學一塌糊塗、對大學和社會漠不關心的學者,「因子」夠強一樣可以平步青雲。明乎此,就明白李輝教授為何如此趾高氣揚。

學者的地位當然難逃學術群體亦即同儕間的評價,用出版文章數量乘以「影響因子」的確是一套「客觀科學」的評估方法,如果單看「研究表現」來比較學者的能力,不能不說這是最權威的指標。當然,有些大學自信心充足,對這些「因子」可以一笑置之。我看見李輝教授在《城市論壇》一面揮動左手、一面說自己的「因子」比陳文敏強200倍的時候,我想起我耶魯大學的老師Juan Linz在一次午餐聚會時,亦是用左手揮動一本小書,說他只出版了這本The Breakdown of Democratic Regimes: Crisis, Breakdown and Reequilibration,大學仍任命他為最高地位的Sterling Professor,勉勵我們用心去做自己認為最有意義的研究。不過,在研究民主化理論的學者都知道,Juan Linz在這本書以外寫了大量文章,只是因為篇幅太長,一般學術期刊難以刊登,結果有些成為「地下經典」(如"The Perils of Presidentialism")一段日子後,才被修改和刊登在期刊或書籍。Juan Linz對西班牙民主化的研究和對南美洲民主進程的影響,學者和從政者有目共睹,而耶魯大學亦相信自己有能力判斷誰是真正優秀的學者。

排名比併 頂尖大學受衝擊

不過,這些故事所以娓娓動聽,是因為他代表一個時代的告終。全球大學排名比併,即使最古老、最頂尖的大學都受到衝擊。要比併就要量化指標,學術文章出版數量、知識轉移數量(如專利的註冊)、國際化(如海外學生人數)等自然比起抽象的教學質素和社會貢獻更能影響大學的排名,甚至資源的獲得。稍具批判力的學者很易看到這種評估體系的缺陷,但學術既講求客觀中立,沒有更有效(valid)的系統出現之前,因為其可靠(reliable)/可操作性,學術機構只會繼續玩此遊戲。

「因子遊戲」消耗大量資源

但許多市民不知道,香港的大學在玩這些「因子遊戲」時,其實消耗社會大量資源而未必對社會有重大貢獻。這種衡工量值的方式始於梁錦松領導教統會的年代,當時李國章任中大校長,一群教授對這種發展趨勢深表憂慮,在一次閉門會議中,一位音樂系教授指出保存和研究粵曲應是香港學者的使命和優勢,更符合中大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但期望這種研究在西方最頂尖的期刊發表是有點強人所難。研究自然科學的學者往往不明白的,是人文和社會科學要講求人類思想和行為通則以外,還有是在地的適切性。但全球學術中心既在西方(以社會學來說是在美國),全美頂尖的期刊便是國際頂尖的期刊,美國學者研究本土問題所歸納的理論往往變成整個學科的前沿。這並非說其他社會的研究成果一定不能在頂尖的社會學期刊發表,譬如近年中國研究的文章在該類期刊陸續出現,但香港研究文章卻絕無僅有。這除了是因為學術研究的水平外,中國問題引起的全球關注,其總結出的社會規律的重要性,都與政治和文化上處於邊沿位置的香港不能同日而語。

這種追求在最高「影響因子」的期刊發表文章的結果,是香港學者對本土研究卻步,大學在聘任年輕社會學教授時寧願「投資」在研究美國、中國或者跨國研究的學者,主要是看重其在高「因子」期刊發表文章的潛能。但香港的《基本法》、房屋、移民、民主化、身分認同、社會衝突、貧富懸殊、文化保育等等問題迫在眉睫,卻因為連紮實的基礎研究都缺乏而無法進入深度的公共對話和政策辯論。有像陳文敏教授研究基本法的,可能影響本土學者、律師,甚至法庭對某些條文的理解,但全球關注香港基本法的學者數量有多少?互相引用的機會有幾高?但難道我們要因為Google Scholar的引用率而放棄對基本法的研究?最可笑的,是幾年前我和一位官員午飯,席間她投訴說納稅人花了大量金錢養活香港學者,卻見不到有多少研究成果有助解決社會問題。可見政府一面主導的衡工量值和國際化方向,無意間摧毁本土研究,卻倒過來埋怨學者對香港沒有貢獻。

衡工量值 摧毁本土研究

這種「因子遊戲」對香港學術影響之深不單是壓抑本土研究,中文寫作和書本文化(有別於期刊文章)亦深受衝擊,不能在此一一討論。這種「學術殖民化」的傾向本來應該列入陳佐洱的「去殖」工程內,但現在連帶大陸和台灣學界都走上此路,真不知如何挽狂瀾於既倒。我只期望稍有社會責任的政策制訂者和大學管理層,在追逐大學排名的同時,思考一下是否要根絕本土研究和中文寫作。而對於已獲終生聘任的教授們,在追逐「因子」的同時,想一想對這片養我育我的土地的責任。難道學界中的李輝還不夠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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