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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man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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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海茫茫,在這裡與你相遇算是有緣。我在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任教,平時愛讀書、喝茶、看山與小女兒玩耍。我嘗試以理論政,以心觀照世情,並在這空間與你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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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雲對話陳健民:「中國因素」在台灣團結了公民社會,在香港撕裂了它

Posted by chankinman 於 二月 8, 2017

「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的發起人之一陳健民教授。攝:陳國誠/端傳媒

「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的發起人之一陳健民教授。攝:陳國誠/端傳媒

即將過去的2016年,對於香港和台灣來說並不平靜。香港經歷了「雨傘運動」之後的第一次立法會選舉,本土派與自決派的殺入,撼動了原有的政治格局,也衝擊傳統的公民社會。台灣則經歷了民主化之後的第三次政黨輪替,有了第一位女總統,「太陽花運動」之後沉寂一時的公民社會內部暗流湧動。

這背後的脈絡清晰可循。2014年,「太陽花運動」和「雨傘運動」相繼爆發,釋放了巨大的能量,激活了兩地的公民意識,至今影響着兩地公民社會的走向。

兩岸學者陳健民與范雲早前正基於這樣的背景進行了一次公開對談。11月10日,在香港中文大學,這兩位社會學教授進行了一場講座,主題是:「太陽花運動後的台灣公民社會 VS 雨傘運動後的香港公民社會」。

來自香港的陳健民,是「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的發起人之一,他親歷了香港公民社會在運動結束後的低落,也看到了傘落之後新的發展可能。而來自台灣的范雲,是積極參與「太陽花運動」的學者,也曾是台灣九十年代「野百合學運」的學生領袖。她在運動之後參與組建的「社會民主黨」,成為藍綠之外的「第三勢力」。她也參選立法委員,由此邁入政壇。

陳健民與范雲兩位社會學教授在中文大學,以主題是「太陽花運動後的台灣公民社會 VS 雨傘運動後的香港公民社會」進行了一場對談。攝:陳國誠/端傳媒

陳健民與范雲兩位社會學教授在中文大學,以主題是「太陽花運動後的台灣公民社會 VS 雨傘運動後的香港公民社會」進行了一場對談。攝:陳國誠/端傳媒

能團結台灣公民社會的,只有「中國因素」?
范雲飛赴香港參加本次對談之前,台灣立法院外的勞工團體的絕食抗議仍在進行。他們抗議的內容,是蔡英文政府擬訂的「取消勞工七天國定假日」的修法。勞工團體在十月底就已效法「太陽花運動」試圖衝入立法院,行動未果之後,由七名成員組成的「2016工鬥」,在11月4日將抗議升級為絕食。但抗議未有結果。

在范雲看來,這次抗議的失敗正是「太陽花運動」之後,公民社會組織力低落的表現。運動退潮之後,公民意識已然覺醒,大小抗議不斷。然而,公民社會低落的組織力,難以承受蓬勃發展的公民力量。

「太陽花運動」期間因共同訴求而凝結起來的公民社會,在運動後逐漸散落開來,當下尤為明顯。抗議時有發生,但不成體系。

圖為2014年3月20日,學生和公民團體佔領立法院議場。攝:Ashley Pon/Getty

圖為2014年3月20日,學生和公民團體佔領立法院議場。攝:Ashley Pon/Getty

原住民團體今年八月在總統府外靜坐,之後蔡英文主動走入抗議者中,與之溝通,尋求和解。隨後更是公開向原住民道歉,成立原住民的轉型正義委員會。曾是「社會民主黨」召集人的范雲對此這樣評價:「她見了原住民,婦女抗議就不見,勞工絕食也不見,拆遷戶也不見。誰見誰不見?大家反彈很嚴重。」她對此表示擔心,認為公民社會的力量難以如「太陽花運動」時期龐大,使蔡英文政府看不到可以威脅到自己的力量,因而「選擇性溝通」。

與此同時,公民社會內部的利益和價值衝突也逐漸浮現。范雲以「取消國定七天假」為例,指雖然勞工群體抗議激烈,但如果政策不推行,用人成本增加的中小企業主也會抗議。她又提及,蔡政府大力推行的年金改革,獲得支持改革人士的讚賞,但也導致公務員群體的強烈不滿,誘發了9月3日的軍公教大遊行。正在立法院中審議的同志平權法案,在立法院外亦是爭議不斷。今年的台北同志遊行吸引了超過八萬人參與,但反同團體抗議也有數次抗議集會。

如今,台灣公民社會難以找到驅動其共同行動的因素。這與「太陽花運動」時反差明顯,范雲開始思考,為什麼「太陽花運動」可以聚集到如此大的能量。運動是由《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而起,2014年3月17日,立法院在30秒內完成服貿協議的委員會審查,引發公民社會的強烈不滿。在范雲看來,這不只是因為程序正義的問題,「雖然表面上是一個黑箱,可是國會不是第一次黑箱,為什麼人民會有如此強烈的感受?」

「運動是因為中國的威脅而起的。」范雲說。而實際上,上屆國民黨政府執政後期,對兩岸關係以及台灣自身社會經濟問題上的處理,早已積累了社會中很大的不滿情緒,這種情緒在「太陽花運動」時達到頂點。而真正的引爆點,還是公民社會對來自中國的威脅的擔心。

國民黨就是「中國因素」的一個投射。「公民社會,過去八年中,好像跟民進黨站在同一條戰線的,因為共同敵人是國民黨。」而如今,國民黨不再執政,在立法院中成了少數黨,黨產也面臨被清查的風險,「公民社會沒有共同敵人了」。

「任何跟中國有關的東西就會觸動台灣的公民社會,讓意見不一樣的團體站在一起。」范雲這樣總結。

傘落之後,香港公民社會的分裂
在對談進行前兩日,香港亦有抗議發生。11月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基本法》第104條釋法。釋法前夜,中聯辦外發生大規模警民衝突,示威者試圖突破警方防線以圖進入中聯辦內部抗議。警方其後釋放胡椒噴霧,並在午夜時分進行清場。

這一幕,陳健民似曾相識。兩年前的9月28日,同樣是警民衝突。87枚催淚彈,拉開了「雨傘運動」的序幕。但對於陳健民來說,如今的社會氛圍,已與當時截然不同。

攝 : Chris Mcgrath/GETTY

攝 : Chris Mcgrath/GETTY

香港公民社會在「雨傘運動」前曾受到「太陽花運動」的正向激勵。陳健民特別憶及「622民間公投」,當時他和戴耀廷、朱耀明一起,號召香港人投票選出一個自己認可的普選方案。儘管被特區和中央政府視為違法行動,公投仍吸引了近80萬人參與,這個數目遠遠超出了陳健民的預料。但傘落之後,面對慘淡的結果,香港公民社會陷入了低落。陳健民形容那時的氛圍,「大家都很沮喪。這麼大的動員,竟然沒有什麼結果。」

低落的公民社會的具體體現是,2014年,香港共有6818次公眾遊行或集會,而在2015年,這一數字一下子降到了6029次。

隨之而來的,是公民社會舊結構的瓦解。在運動中擔任重要角色卻又飽受質疑的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2015年出現退聯潮,最終五間高校的學生會退出,組織力驟然跌落。學民思潮亦在不久之後停止運作。

但與此同時,新力量在醞釀。學民思潮停止運作後,轉而成立主張香港前途自決的新政黨「香港眾志」。在陳健民看來,這是傘後新力量的體現。他將這股新力量分為兩類。一類是由年輕專業人士自發組建的團體,這些專業人士包括律師、醫生、工程師等。另一類,就是傘後迅速湧現的本土派政治組織。

「法政匯思」就是前一類的代表。這個由法律界專業人士成立於2015年初的組織,在人大釋法前後,在社交網站上詳細解釋事件的來龍去脈,普及基本法知識和香港司法的常識。醫學界的「杏林覺醒」亦是一例。

而本土派的出現,則激起了公民社會內部關於民主運動路線的爭拗。暴力抗爭開始出現,傳統公民社會受到衝擊。陳健民這樣理解年輕人在傘後的變化:「這麼大的公民抗命運動,也沒辦法拿到民主。如果北京講,一國兩制下沒有民主,那麼學生不會放棄民主的,只會放棄一國兩制。如果沒有主權就沒有民主,就要爭取主權了。和平的方法沒結果的話,就要考慮勇武了。」

由此,陳健民將「中國因素」看作是「雨傘運動」後分裂香港公民社會的因素,具體來講,就是對香港主權問題的不同取態。

曾是台灣九十年代「野百合學運」的學生領袖,積極參與「太陽花運動」的學者范雲教授。攝:陳國誠/端傳媒

曾是台灣九十年代「野百合學運」的學生領袖,積極參與「太陽花運動」的學者范雲教授。攝:陳國誠/端傳媒

後運動時代,讓公民社會走下去
運動退場之後,面對「中國因素」的不同作用,兩地公民社會要如何走下去?

對此,范雲和陳健民有各自的展望。

范雲同樣看到了選票的作用 。公民社會難以再度迸發出更大能量,那麼,「決戰點對我們是什麼?就是用選票。」在她看來,「太陽花運動」之後,「民意基礎轉化成了政治上實質的席次。」

范雲認為,如今的立法院「對中國的態度是一致的,就是台灣主權first」。在已凝聚起的共識之下,才有超越藍綠的「第三勢力」 的強勢出現。

「永遠不要放棄追問,社會是不是有更好的可能。」范雲最後說。

「雨傘運動」之後,香港法律環境和學術環境的收緊,陳健民感同身受。在這種環境下,他也認為選票重要。對談中他不止一次提到傘運後香港的兩次選舉。2015年的區議會選舉,幾位「傘兵」異軍突起,成功獲選為區議員。公民社會受到鼓舞,認為傘運的成果受到肯定。2016年上半年,公眾遊行和集會數量已有5600次,接近2015年全年的水平。隨後,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本土派和自決派均有成員獲選為議員。

但陳健民痛心於如今香港公民社會內部寬容對話氛圍的缺失,也在思考,「主權問題引進來之後,會不會所有精力都會花在主權問題,而社會原有的公義的問題,就被邊緣化了呢?」

他依然提倡對話,因為「年輕人相對於老一輩來講建立對話的可能性較大」。「本土民主前線」發言人梁天琦是大陸出生的消息傳出後,本土派的血統論受到很大衝擊,引發了一波關於「如何定義香港人」的討論。陳健民對當時的討論很欣賞,認為討論相當負責。然而他也承認,「爭論還在發展,分歧不容易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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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用荒誕文筆寫被捕128天,而我的歉疚揮之不去

Posted by chankinman 於 二月 8, 2017

圖為2014年10月27日,天安門外一個士兵在站崗。攝:Kevin Frayer/Getty

圖為2014年10月27日,天安門外一個士兵在站崗。攝:Kevin Frayer/Getty

寇延丁(扣姐)用最荒誕的文筆寫她被捕被審的128天,足見她已超越了這段磨難的經歷。無奈我心底的歉疚始終揮之不去。

寇延丁:自由作家、紀錄片獨立製片人。著有《一切從改變自己開始》、《行動改變生存——改變我們生活的民間力量》、《可操作的民主》等著作,作品曾獲《人民文學》獎項、「南方閱讀盛典」最受關注作品獎等多個奬項。她先後建立了「北京手牽手文化交流中心」、「泰安愛藝文化發展中心」等公益組織,發起了「北京水源保護基金會飲水思源愛藝文化基金」,被頒授2012年度幸福中國十佳公益專案獎和壹基金社會組織救災行動獎。個人也獲評為2012公和年度人物。

2014年10月,北京警方以「涉嫌尋釁滋事」為由抓捕了寇延丁。據報導她因聲援佔領中環運動而被抓,2015年2月14日獲釋。

2013年3月27日我和戴耀廷、朱耀明牧師召開和平佔中第一次記招時,記者都說我不苟言笑。我當時憂心忡忡,想到這場運動可能帶來各式各樣對我個人和社會的影響,包括我在中國大陸一些合作伙伴會否因此遭到打壓。但當時我倒沒想到會連累寇延丁。

我是在雨傘運動結束後才在朋友口裏知道,她在我們佔領期間在大陸被捕,然後人間蒸發。後來打探到她已經獲釋,身心崩潰在家休養,不願與外界接觸。有朋友還說,扣姐有一次在山東老家用鋸修整樹木時,要拼命掙扎才能按下砍掉自己手臂的衝動。堅强如扣姐亦陷入如此情緒的泥澤,這個國家真會製造痛苦!

《敵人是怎樣煉成的:沒有權利沉默的中國人》 出版時間:2016年10月  出版社:時報  作者:寇延丁

《敵人是怎樣煉成的:沒有權利沉默的中國人》
出版時間:2016年10月
出版社:時報
作者:寇延丁

在《敵人》一書中,扣姐說她面對由國安、公安、武警等組成的聯合專案組日夜刑訊,最煎熬人的不是重複的死亡威脅(「隨時都可以把你拉出去槍斃。在這個地方殺個把人,這世界上誰都不知道。」),反而,她感謝黨給她修行的機會,學懂了置生死於度外。她最擔心的,是所說的每句話會被利用去攻擊中港台公民社會的行路人,成為時代倒退的幫凶。在這點上,她深深地恐懼着。

扣姐何許人也?她曾經為2008年汶川地震至殘的倖存者組成NGO,推廣他們的藝術創作。她更在農村的合作社推動民主決策,以反駁「中國未有實行民主的條件」的理論。作為一個作家,她一直實踐、思考、書寫中國公民社會的生成,寫出了《一切從改變自己開始》、《行動改變生存——改變我們生活的民間力量》、《可操作的民主》等得獎作品。

作家的本能讓她經常站在歷史現場,2013年七一遊行她目睹市民如何熱情地捐錢給和平佔中的街站,2014年七一遊行後她又目睹511人如何預演佔中,被港人不知死活地爭取普選的熱情所震動。她一直讚嘆香港人的責任感,從毅行籌款到遊行爭權益,讓她相信,這裏有不少人相信周星馳「沒有理想,人和鹹魚沒有分別」的道理。

她希望中國人讀一讀香港的故事,但她從來沒有直接參與在這故事中。當雨傘運動爆發後,她是在從北京往五台山的火車上被捕,當時她正與友人在火車上休息;原來是要登山拉練,最後卻掉進煉獄的底層。128天的拘留審訊,不准通知家人、不准請律師、不准沉默、不准站立、不准走動、不准不准。審訊的內容就是要證明佔中是港獨、是外國勢力策動;中國的公民社會活躍分子就是勾結外國勢力、顛覆國家。他們看過她所有電郵、長時間跟蹤過她,就是找不到證據,所以這次必須用非常手段,找出證據來。

而扣姐唯有用那128天,頂着威嚇、羞辱與精神折磨,耐心地向審訊員解釋什麼是NGO、第三部門、公民社會和善治。她甚至開始抗爭,要求有站立和步行的自由,結果主管批准了八塊磁磚的範圍,但在宣布實施細則時減到六塊,到了付諸實施時只剩下四塊磁磚的空間。他們始終害怕,讓她多走幾步,會有意想不到的事情會發生。

為什麼要抓捕寇延丁(還有其他人)?有幾個可能性:1、通過她的供詞尋找攻擊佔中的證據;2、繼台灣太陽花、香港雨傘運動後,有關方面擔心中國大陸亦會出事,為了防患未然,先將可能鬧事的人關起;3、有關方面本來就想打壓這些維權人士,借勢進行清洗。那又為什麼要將她釋放?書中透露,佔領和平結束是一個關鍵,審訊人員感到危機已經過去。由始至終,他們的確找不到任何勾結外國勢力、顛覆國家的證據。但我相信,政治考慮才是主因。而這些政治考慮是讓你無法掌握,你的公民以至生存的權利,何時都可被徹底剝奪。

有關方面沒有想到的,是一個飽受折磨、死裏逃生的蟻民,竟沒有接納善意的勸告,從此在廣場跳大媽舞度日,而是把這段荒誕的時光書寫出來。扣姐一方面感謝國家、感謝生命讓她遇見這麼多奇人怪事和飛來橫禍,另一方面詰問為何政府比她有更深重的恐懼,將心懷善意的改革者打造成國家的敵人。而當我們為拘留所輾壓人性的空間和規訓所震慄,寇延丁告訴我們,全中國就是一個關塔那羅(編注:或譯關塔那摩灣,指美軍於2002年時在古巴關塔那摩灣海軍基地所設置的一座軍事拘留中心),我們都活在相同的空間中!

編按:標題為編輯所擬,原文標題為〈哭笑不得地讀《敵人是怎樣煉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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傘後新氣象──走出無力感的廢墟

Posted by chankinman 於 十月 6, 2016

2014年10月16日,雨傘運動期間,一個女士在「連儂牆」看人們寫下的字句。攝:Chris McGrath/GETTY

「就算失望不能絕望!」這是金鐘「連儂牆」上的結語,也是當我目睹香港立法會選舉投票站外排隊人龍「打蛇餅」(團團圍著)時,飄進腦海的一句話。香港人心不死,香港仍有希望。

佔領結束時,香港一片愁雲慘淡。客氣點的年輕人,說雨傘運動無功而還,不客氣的便說是徹底失敗。其實運動參與者眾多,對運動評價無可能一致;即使運動爭取真普選的目標落空,不少人卻肯定其啓蒙作用。

在學術圈中,自從 Gamson 在1975年發表 The Strategy of Social Protest 一書後,一些學者開始就如何評價社會運動進行探索。他們的結論是,除了政策轉變之外,還要分析運動是否帶來價值觀的轉變、社會基礎的擴大等。而運動有周期起伏,除了目下的成果,仍要留意滯後的影響。

社會、組織基礎的拓展
如果談社會基礎的拓展,我們可以探討運動結束後有否帶來更豐富深厚的論述、組織或個人參與的增加,以至在政治體制內所發揮的影響。雨傘運動無法爭取真普選,除顯示和平抗命無力變天,更標誌著「民主回歸論」的終極破產。勇武抗爭、本土港獨的主張乘勢而起,引發民主運動內部的激辯。泛民和社運的新生代,在新舊對立中提出「自決」的主張,延續雨傘運動「命運自主」的精神。論述紛陳、塵埃未定,但卻顯示一股探索運動出路的生命力。

談組織的基礎,傘後有十多個專業團體(如法政匯思、杏林覺醒等)相繼成立,並以聯合行動爭取民主公義(如反對政改「袋住先」)。許多傘後組織更是扎根社區,將民主教育與民生服務結合,推動社區約章運動。雖然在資源匱乏的情況下,這些「傘兵」在2015年區議會選舉成績令人驚喜。而傘後政黨(如香港眾志、青年新政)的成立,是試圖在體制中進行內部爆破。結果在2016年立法會選舉中,傘後新生代候選人以高票當選,成績亮麗。

其中以朱凱廸的個案最有時代意義。他是因為保育天星、皇后碼頭對抗「發展主義」而聲名大噪,後在新界深耕細作,支持菜園村不遷不拆。這次朱凱廸參選立會,得到雨傘運動領袖如周永康等和許多社運人士的支持,不單以全港最高票數當選,還在上任前牽起「橫洲風暴」,劍指「官商鄉黑」勾結。政府仍抱著舊有的「政治吸納」思維,以為成立一個包括朱凱廸的諮詢平台便可化解危機,卻被他斷然拒絕。其實他反對「摸底政治」,是因為這種方式只會向權貴傾斜;政府口中的「先易後難」,對他來說是「欺善怕惡」。他要求的是徹底將發展規劃透明化,讓各方持份者平等參與,而不是單就此一個案摸摸朱凱廸的底便夠了。

朱凱廸所代表的,正是傘後新生代對「民主自決」的想像。對他們來說,民主不單是普選,還包括政策制定的公眾參與。有意義的公眾參與,有賴信息的透明、民主的決策和民眾的賦權。這種民主自決可以在不觸動主權問題的情況在社區實踐。朱凱廸在上任前已能挾著高民望、生命威脅的悲情和傳媒的配合,弄得政府陣腳大亂,預示新生代議員將會採取同樣嶄新的手法去推動改變。

與社會運動裡應內合
過去泛民(主要是民主黨)一直被「議會路線」和「街頭路線」之爭所困擾。議會路線認為泛民應在議會內透過高質素的辯論、審議法案、監督政府,以展示其「執政能力」,令市民支持民主發展。「街頭路線」認為香港未全面民主化前,泛民不應集中精力在議會,而應花更多資源和時間在議會外推動抗爭。這種路線分歧最終造成民主黨的分裂而形成今天泛民的多元政治光譜。雨傘新生代顯然不會服膺於「制度暴力」(少數選民代表成為議會大多數),乖乖地坐在議事廳辯論和投(無法影響結果)的反對票後回家。除了更尖銳的質詢、拉布,甚至搶咪、肢體衝突外,更會利用議員的身份與資源,與社會運動裡應內合,將街頭帶入議會,用議會支援街頭。
傘後民間力量與議會派系的重整是否壯大了民主運動仍有待觀察,但這新氣象最少反映雨傘新生代在經歷創傷以後,抹過臉上的灰燼,逐步走出無力感的廢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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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任內的兩個黄金交叉

Posted by chankinman 於 五月 28,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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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要接待國家領導,真是 bad luck。行獅子山都分分鐘被截查搜身,怕的就是黄色 banner恐怖襲擊。張德江不想看到「我要真普選」,而梁振英怕的是「689下台」 — 即是說他們害怕的是寫在牆上的事實。如果是這樣,他們應該更怕看到這篇文章呈現的事實 -「一國兩制」早已中伏,而梁振英則補上一槍,make sure它返魂乏術。

中共對港政策在回歸前採取懷柔統戰手段,攏絡華人精英,以「五十年不變」的承諾安撫民眾。回歸初期,中共採取寬鬆政策以穩定人心,但2003年【基本法】23條立法失敗,中共判斷香港「人心仍未回歸」,且有外國勢力煽動民眾對抗中共,開始採取更進取的對港政策。中央對港事務開始由「高度關注」發展至「以我為主」。通過各級官員的談話,提醒港人「一國先於兩制」,中央除了外交和軍事外,對特區擁有多種權力。

中聯辦不單在香港各級選舉時協調建制力量,更公然就立法會應否運用特權法調查「免費電視發牌事件」向建制派議員發出指示。至2014年有關普選特首爭議白熱化的時候,中央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指出中央對港有「全面管治權」,公然撕毁高度自治的承諾。今年「兩會」期間,中央官員談到對港政策,提出「嚴依憲法」,有別於以住強調「按基本法辦事」的說法。這些提法與行動都在削弱兩制的重要性而強調一國的超然地位,衝擊高度自治。

中共自2003年後對港事務加強干預的結果是香港市民對「一國兩制」漸失信心和對中央政府的觀感愈來愈差。我分析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與香港電台每年七一回歸紀念日前所進行的民調可見到兩個重要的黄金交叉點。

圖1顯示港人評估中央否落實一國兩制的情況。在2002年,有近六成人認為「有落實」,而只有14%認為沒有,認為「一半半」的亦只有二成。

但自從2003年後,認為「有落實」的百分比一直下降,到了2015年跌到23.5%。而認為「沒有落實」的,在2003年後有所上升,在董建華下台後曾大幅回落,然後慢慢回升至2015年的27%。多年來,對一國兩制持正面態度的人都比持負面態度的人為多,直至梁振英上台後才出現黃金交叉,即持負面態度的人較正面的人為多。但更多人其實是從正面態度轉向觀望態度,認為「一半半」的人由2002年的20%增至2015年的46%。

回歸以來對北京中央政府有否落實一國兩制態度的變化

圖2顯示香港市民目睹中央對港政策轉變後,對中央政府的印象亦同時變壞。2002年被訪者有近六成對中央持正面態度、而只有4%左右負面,35%是沒有變化,可見港人覺得中共在回歸後信守高度自治的承諾,因此有非常正面的形象。但自從中共對港政策轉變後,市民對中央的印象開始變壞,至2015年只有二成對中央仍持正面態度,而持負面態度的則上升至2015年的36%,比2002年足足翻了4倍!這個黃金交叉同樣出現在梁振英任內!

回歸以來對北京中央政府印象的變化

梁振英任內情況所以急劇變化,有多種原因。

首先,他的支持基礎主要來自傳統愛國力量 (如親北京的政黨、工會、社團和紅色商人) ,又與中聯辦關係特別密切(梁當選後首先拜會的是中聯辦官員),令人覺得他儼然中共在港的代表,他的表現便直接影响港人對北京的觀感。

另一方面,梁振英性格孤辟(競選後未能安撫對手陣營)、好勇鬥狠(動員群眾鬥群眾、鎮壓示威) ,令傳統商界精英(如自由黨) 、泛民政黨和公民社會都對他不滿,而中央卻一直表示支持梁依法治港,結果令北京的形象被嚴重拖累。

張德江來香港 sell一帶一路,若他要帶甚麽信息回北京,應該很簡單:

一,「一國兩制」幾近玩完;

二,「我要真普選」仍掛在許多港人心中;

三,換特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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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政治力量

Posted by chankinman 於 一月 26, 2016

1月16日晚上,在電視前大家屏息靜氣,等待畫面出現蔡英文取得689萬票的一刻。畫面一,大伙兒尖叫起來圍着我起哄。是的、是的,票數的確高過梁振英1萬倍!這裏聚着的是一群文化工作者:歌手、陶藝家、茶人、建築師等,不一定都是民進黨的「粉絲」,但肯定都討厭國民黨、討厭老人政治、討厭對中共唯唯諾諾。

「郝龍斌亦下了!」另一輪歡呼聲爆發。「我把這個店裝修成台灣老房子,店名改為『?什麼』,是因為郝當台北市長時,只懂保護地產商利益,盲目遷拆,我要向這種發展模式提出質疑。」永康街53號的店主如是說。「我們就是討厭官二代。看看對岸的太子黨把中國帶到什麼境地?我們才不要!」學者朋友如是說。

代表過去和代表未來的政黨
這讓我想起當天下午和一間政治公關公司創辦人聊天,他說國民黨最重要的資產是維持繁榮、安定,讓選民安心。但當連勝文2014年參選台北市長時意識到年輕選民將左右大局,便毅然走上青春路線,結果卻走不出官二代的桎梏,連帶基本盤都流失。

國民黨的基本盤在台北市其實很易找到,在路上截一部計程車便可。「我母親叫我投誰,我便投誰。(當然是國民黨了!)」、「其實政客都是腐敗的,都是利益問題,什麼理念都是假。貪污不重要,最重要是收了錢有沒有為民眾做事!」、「哪個黨做都是一樣,蔡英文亦不會改善我們的生活,她也是腐敗的!」、「我以前投國民黨,但其實我最支持宋楚瑜,他做省長時我們台灣發展得多好。國民黨沒有人了,這次不一定投他們了。」老司機們如是說。

過去10多年來,我看兩黨在台北的選舉動員晚會。國民黨那邊,總是坐滿老人家,戴着一色的帽、穿着一色的風衣,有秩序的來,有秩序的去。民進黨那邊,攙雜各色人等,有老有嫩,在集會外圍,總有人自發舉牌喊口號。就算是陳水扁執政後將民進黨拖進谷底,你仍會感受哪一個黨是代表過去、哪一個是代表未來。這次大選後看數據發覺蔡英文在台北市的得票幾乎沒有增長,但國民黨連在此根據地都在敗退,其他像宜蘭、基隆、南投、苗栗、嘉義等,跌幅更是慘不忍睹。

新生政治力量的抬頭
政黨應該是領風氣之先,不走在時代前面,便被時代淘汰。但近年台灣公民社會和青年政治的興起,不要說國民黨無從招架,就連民進黨都有點手足無措。據說在一些大型群眾集會中,除了蔡英文以外,許多上台發言的民進黨立委都被報以噓聲。台灣從當年野百合學生運動走到近年的太陽花運動,兩代社運人終於合流,在這次台灣立委選舉中形成「第三勢力」,衝擊國民黨,亦牽制民進黨走向右傾保守。

時代力量作為這種第三力量的代表,在這次的立委分區選舉中贏得3席,在不分區選舉中得總票數的6.1%(73萬票)而得兩席,成為立法院中第三大黨。時代力量有強烈本土色彩,主張「在台灣的每個人都享有生而為人的基本尊嚴,追求夢想、保護幸福的平等地位,作為一個國民的認同感與歸屬感,參與政治、自主決定的權利」。黨主席黄國昌為學者,曾任職中研院法律研究所,支持太陽花運動佔領國會,其後與林飛帆、陳為廷等組成「島國前進」。但黄國昌早在2012年呼籲「拒絕媒體怪獸大規模併購傳媒」已廣為人知。他先譴責旺旺中時媒體集團蔡衍明「六四天安門事件屠殺的報道不是真的」的說法,繼而反對他併購台灣主要有線電視系統之一的中嘉網路。此舉引致國民黨立委公開批評黃國昌不務正業,威脅要將他所屬的法律所的預算減半,結果引發學者聯署反對侵犯學術自由。黄國昌這回首度參選立委,便擊敗七任立委、前行政院長李煥的次子李慶華,足證民心對親中財團抱有戒心。

我去到時代力量另一候選人林昶佐(即重金屬閃靈樂團的Freddy)的動員晚會,台上有唱歌、有饒舌,氣氛頗為熱烈。但細心數人頭,卻發現年輕人比我想像中少。問台灣的朋友何解,他們說年輕人靠「數碼動員」,出席晚會或許有點「土」了。時代力量的確嘗試借助網絡實行從下而上的政黨運作,它們把不分區立委排名名單開放給全台灣公民透過網絡一人一票選出,而不是由黨決定。但由於民眾推選出來的候選人打算參與分區選舉,最終唯有由時代力量另行提名黨員參選不分區選舉,這個試驗才告一段落。

另一個重要的第三勢力是由社會民主黨和綠黨組成的綠社盟,參選立委時清楚說明要「淘汰國民黨、制衡民進黨」。社民黨的前召集人范雲是當年野百合學運的總指揮,現為台大社會系副教授,是我耶魯大學的同門、Juan Linz的學生。她表明對藍綠政黨都不滿意,主張「跳脫藍綠」,走溫和左派路線,提倡向財團加稅、更公平分配資源,亦支持同性婚姻。聯盟原先希望能包括時代力量,但顯然在意識形態和選舉策略上存在分歧,最後兩股力量不單沒有合流,還出現撞區參選。我和一些年輕人談到社民黨,他們說不少文化工作者都十分支持范雲,但我的中年台灣朋友卻不甚了了。選舉結果是綠社盟大敗,11名分區候選人無一勝出,不分區政黨票亦只取得2.5%,不獲分配議席。

民進黨與新生政治力量的協作
從選舉結果所見,台灣新生政治力量雖然在冒升當中,其影響力仍未足以挑戰主要政黨。不單是綠社盟大敗,就算是時代力量,有些民調機構在最後階段評估其能取得12%的不分區選票,最終亦只有6%。與同期西班牙的新生政治力量Podemos比較,更有一段距離。該新興左翼政黨亦是源於幾年前的佔領運動和之前一批年輕教授發表聯合聲明批判右翼政府的緊縮政策。由束着馬尾的Pablo Iglesias教授帶領的Podemos在最近的國會大選中,取得了69席,佔總議席近20%,比起最大的反對黨(工人社會黨)只差21席。

西班牙新生力量的選舉成績如此亮麗,當然與社會黨老化、腐化,日漸被年輕人、知識分子和公民社會成員離棄有關,而這種情况並未在民進黨身上大量出現。此外,民進黨亦了解到其基本盤難以擴大,希望通過第三勢力去爭取藍綠以外的選民。最少,這種協作的態度亦能減少第三勢力對民進黨的攻擊。早在2014年「九合一」大選中,已見民進黨暗中協助柯文哲等候選人,今次大選亦不例外,特別當民進黨信心不足時,更要借助第三勢力搶佔國會過半。但到了大選最後幾天,民進黨見形勢大好,似有「回收」之意,蔡英文只催促選民在不分區選舉中票投民進黨。現在局勢大定,民進黨已能獨力掌控國會,第三勢力的制衝力量大減。

香港後雨傘世代對泛民的老化有強烈意見,要他們像時代力量般與民主黨派協作頗為困難。但由於佔領期間出現內部分歧,運動中的學者、專業人士和青年人亦未形成如Podemos般的龐大參政力量能夠取代泛民。在此形勢下,香港的新生的政治力量須細心論證為何要參選立法會並如何在議會中發揮關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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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的激情與悲憫

Posted by chankinman 於 一月 14, 2016

2014年1月正式組黨時,Podemos強調從下而上較鬆散的組織結構,短短兩年間黨員人數已增長至近39萬。

2014年1月正式組黨時,Podemos強調從下而上較鬆散的組織結構,短短兩年間黨員人數已增長至近39萬。

從馬德里乘火車到達塞維爾(Sevilla),看見月台上有電視台記者一直拍攝下車的乘客,心忖不知與什麼公眾人物坐上同一列車。甫下車,卻見幾十人突然撐起雨傘,才恍然大悟這是西班牙朋友為我接風,也是向雨傘運動致敬。被殺個措手不及,我半帶哽咽感謝他們對爭取民主的港人的鼓勵。

這次到西班牙南部幾所大學演講,實在是奇妙之旅。一位塞維爾大學傳播學院的教授去年被她的中國朋友邀請到香港重聚,遠在西班牙的她一直關注中國人權狀況,且非常敬佩劉曉波、陳光誠、浦志強等人展現的勇氣和人文價值。雨傘運動爆發,讓她非常震動,但在香港金融界工作的老朋友卻認為佔中三子撕裂社會、教壞下一代。一個下午,這個教授來到我辦公室,我們從佔中的初衷、年輕人的無畏無懼、佔領後的秋後算帳,一直談到中國的前景。談着談着,忽然見她熱淚盈眶,原來她獨個兒在西班牙已為港人爭取民主哭過多次。數個月後,黃之鋒和我被邀在她任教的學院以錄像作開學禮演講,這次來舉傘接車的,不少是她的學生,是西班牙未來的新聞工作者。

烏納穆諾、高弟與林茲
許多人問我是否第一次到西班牙,其實我和他們的國家和文化一直有着奇妙的聯繫。不單是少年時被鬥牛勇士所震攝,或者後來被佛蘭明高的激情和哀愁所感動,西班牙一些人物更對我的成長有莫大的啟發。大學時我醉心宗教,但看坊間的培靈書籍卻感味如嚼蠟,唯有讀到西班牙神學家烏納穆諾(Miguel de Unamuno)的《生命的悲劇意識》卻像聖保羅被雷撃一般,必須真誠地面對存在的種種困境。人認為信仰不能自足而求諸理性,而理性卻又倒過來否定信仰。生命與理智之間的爭鬥是悲劇的本質,但受苦卻又是智慧之源。在西班牙內戰期間,作為神學家的他難以認同反對教會的左翼共和派,但他亦無法支持佛朗哥的右翼法西斯,結果在夾縫中備受攻擊卻在狂飈的風潮中保存良知與理智。

另一位扣人心弦的西班牙人是建築家高第(Antoni Gaudi)。喜歡藝術的人都讚嘆畢加索和達利這些西班牙畫家如何在印象派後開拓立體主義、超現實主義等畫風,但他們的生命更多是屬於巴黎的。但高弟的創作是完全屬於巴塞隆那(是不是屬於西班牙就要看你對加泰隆尼亞獨立的態度),從巴特羅及其他公寓到蓋爾公園,到那永不完工的教堂聖家堂,看官會以為這是當代前衛建築師的手筆,但其實都是100年前的「古董」。我曾經在巴塞隆那花了一個星期尋索高第的作品,過了若干年後,我重訪舊地,為的是看看聖家堂的進展。我很好奇一個完全超越時代的人腦袋是怎樣運作,如何面對同代人的質疑與譏諷。我只知道高弟一直避開政治的風潮,默默埋首在聖家堂的地下工作室,弄到衣衫襤褸、蓬頭垢面。結果有一天在街上被車撞倒,死在醫院後,人們發現這個貌似流浪漢的人其實是當代建築大師,才以最莊嚴的儀式向他送別。

我到耶魯大學讀政治社會學,主要亦是為了跟隨一位西班牙學者林茲(Juan Linz)。通過他,我認識到1975年西班牙國王卡洛斯聯同首相蘇亞雷斯如何以協商、公投、在舊憲法框架內注入民主元素,在幾年間以和平轉型的方式將西班牙帶向民主。這些政治家克服了右翼軍人政變,化解了左翼共產革命,避免重蹈內戰覆徹。我時常想:中國如果要告別革命,走上文明政治的康莊大道,便應該向西班牙學習。林茲教授不單在分析獨裁政權有精闢的見解,對民主轉型、鞏固與崩潰亦作出非常有系統的研究,他的分析對於南美洲的民主轉型產生重大作用。林茲學術地位顯赫,卻視學生如子侄,循循善誘,成為我人生楷模。

最少在經濟剛剛復蘇,失業率仍然高企的時候,在馬德里西貝萊斯廣場的大會堂外牆,竟然還掛上「歡迎難民」的橫額。

最少在經濟剛剛復蘇,失業率仍然高企的時候,在馬德里西貝萊斯廣場的大會堂外牆,竟然還掛上「歡迎難民」的橫額。

耶魯同門對Podemos不以為然
這次到塞維爾,林茲的遺孀Rocio介紹我認識一位在當地任教的同門師兄弟,見面時卻有說不出的親切感,因為我們都感恩於林茲的春風化雨。席間我們談到西班牙的大選,我自然關注新成立的左翼政黨Podemos (英語譯We Can)的走勢。此黨的領袖是政治學教授Pablo Iglesias,於2011年帶領 Indignados (憤怒)運動,抗議右翼政府的緊縮政策、青年失業率高企、政府拯救銀行卻對負資產的業主坐視不理。他們佔領馬德里的Puerto del Sol 廣場以表達不滿,被視為佔領華爾街的先導,間接亦啟發了佔領中環。2014年1月正式組黨時,Podemos強調從下而上較鬆散的組織結構,短短兩年間黨員人數已增長至近39萬。網絡社會的出現正衝撃傳統政黨以至公民社會的組織形勢,Podemos 不單是西班牙的新興事物,更是整個新時代的重大實驗。

但我這位耶魯的同門卻對他們不以為然,認為他們和許多極左的革命家一樣,有太多藍圖在腦袋,只要有機會執政便會過度賦予政府權力。他更不滿該黨有些人攻擊林茲當年提出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與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的分別,是為了替佛朗哥政權塗脂抹粉。「這批人完全否定1975年的民主轉型,他們要徹底修改憲法,但我恐怕這種過度自負最終只會為專政鋪路。」我那位傳播學教授的朋友雖認同左翼政黨對弱勢的關懷,但對於他們普遍敵視教會的態度卻難以接受。她同樣對烏托邦式的口號不以為然,認為另一新興中間偏右的公民黨對激活市場有更扎實的政策。青年學生們卻傾向支持Podemos,但有些人認為他們在這屆沒執政的希望,所以應該按「信念」或者「策略」投下一票,仍然在痛苦掙扎中。但不管是教授或大學生,這些知識分子都覺得執政的人民黨或者在野的社會黨,不是變成財團的附庸,便是僵化、腐化,西班牙必須求變。

我在格拉納達(Granada)作了最後一場演講後,當地一位藝術系教授帶我慢慢欣賞阿罕布拉宮,看書法、幾何圖案和大自然元素如何揉合在伊斯蘭建築藝術中,特別是這些來自北非的統治者如何通過倒影和涓涓水滴聲來表現對水的珍視。在全球IS恐襲的陰影下,看着伊斯蘭文化最優美的建築,不得不讚嘆格拉納達的寬容胸懷,即使經歷其後的天主教皇朝,這塊文明的槐寶仍然得以保存。藝術系教授學中國畫、修練印度瑜珈、是和平主義者,支持Podemos,囑咐我從人文角度看這個政黨。

西班牙人的激情與悲憫
萬分不捨,仍要告別,我隻身去到馬德里準備一天後乘機回去香港。坐在馬約爾廣場邊的一間餐廳看着大選結果公布。執政的右翼人民黨得票雖然最高,卻無法取得國會過半議席組成政府。最為震撼的,是首次參選的Podemos竟能在350席中取得69席,非常接近第二位的社會黨。看着穿着一身風褸的Pablo Iglesias被一群素人面孔的當選者簇擁到群眾集會上謝票,深感新世代政治勢不可擋。在這轉折時刻,西班牙自然會踏入混亂和迷惘,評論員都沒法預測如何能湊合出一個聯合政府,說不定要重來一次大選。但我一直旁觀着西班牙朋友們就如何投下一票的辯論,深切體會到民主不單是關乎政治上的命運自決。在面對不同政黨的理念和政策主張,認真的選民必須拷問自己對經濟、福利、宗教等的各種信念孰輕孰重、如何取捨。民主便在這個抉擇過程中賦予人的道德自主性(moral autonomy)。我一直欣賞西班牙人的激情(passion),但亦慢慢領會他們悲憫(compassion)的一面。最少在經濟剛剛復蘇,失業率仍然高企的時候,在西班牙橫空出世的竟是Podemos,而不是一個極右排外的政黨。而在馬德里西貝萊斯廣場的大會堂外牆,竟然還掛上「歡迎難民」的橫額。為此,我不得不對西班牙另眼相看,亦期望他們能秉承前人的創意,在福利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之間,開拓自己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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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的一代

Posted by chankinman 於 十一月 9, 2015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在去年雨傘運動爆發後第二天,對着記者說:「太陽照常升起!」,令人覺得他高傲涼薄,卻沒有人談論《太陽照常升起》(The Sun Also Rises)其實是海明威在1926年的小說名稱。所以突然想起這部描述「失落的一代」的作品,是因為最近有報導説雨傘運動後青年憂鬱情況加劇,讓我想到佔領行動是否亦在製造失落的一代。

太陽照常升起與失落的一代

海明威在他另一部作品《流動的饗宴》(A Moveable Feast)中談到「失落的一代」此語的來源,是他在巴黎的朋友史坦小姐有一次將車送去維修,一個曾在第一次大戰服役的小伙子,不知是技術不夠熟練,還是沒有及時處理她的汽車,總之他修理得不怎樣起勁。在史坦小姐投訴以後,修車廠老闆把小伙子狼狼訓斥了一頓。老闆對他說:「你們都屬於失落的一代。」

在《太陽照常升起》一書中,他描述一群美國、英國僑民在巴黎終日醉酒聊天,為了尋求刺激,一起旅行至西班牙的潘普洛納(Pamplona),觀賞當地的奔牛、鬥牛活動。小說裏的男士都在大戰上過戰場,戰後生活迷惘,感情世界支離破碎。游走於幾位男士間的女主角,和他們似曾相愛卻又像未曾愛過。即使未婚夫在旁,她與鬥牛勇士卻一見鍾情。但日光之下無新事,短暫歡愉後關係照常破裂,女主角再次迷惘於歸宿何處,而太陽照常升起。

雨傘後失落的一代?

海明威覺得每一代人都曾因為某種緣由而感到失落,過去如此,將來亦然。雨傘運動也像一場大戰,捲入其中的人身心疲累:外圍的攻擊、內部的分裂,付出沉重代價後無功而還,更要承受同路人的攻擊。在退聯事件中,我目睹學生領袖的沮喪,梁麗幗說即使醒了亦唯有再睡,而羅冠聰低沉的聲音一直在我腦中徘徊。岑敖暉在《端傳媒》訪問中説自己在雨傘運動期間像「無定向喪心病狂」,運動後是「壓抑與孤僻」;他深感當時對問題認識太少,唯恐自己狂妄而不知謙虛,卻為「現在自己的不狂妄感到惋惜」,因為找不到着力處亦不知如何走出個人困局。如果連這些面對防暴警察都毫不畏縮的學生領袖都感到失落,可以想像其他年輕人迷惘的心情。

在佔領期間,學生正是擔心運動沒有取得具體的成果,貿然退場只會帶來重大挫折感而與佔中三子有所分歧。三子卻對短期內改變8.31決定並不樂觀,既然運動已取得全球的關注與同情,便應以議員辭職變相公投轉戰社區,持續與政府抗爭,避免政府以拖字訣製造民怨反噬運動。至於佔領者挫敗感問題,我們寄望年輕人興旺的生命力會克服一切。

當然,看見戴耀廷在佔領後用近半年時間在海外靜修,才慢慢見到隧道盡頭的微光,我明白到走出陰霾的困難。再加上港大否決陳文敏教授的任命,令人覺得小人當道,很難不喪志。但最近我見周永康心境𨍭趨平和,讀他文章感到他在積極思索、更呼籲同路人要肯定雨傘運動的意義,追問之下知道他在學佛,難怪有放下光環、重新上路的能量。再看「青年新政」、「西環飛躍動力」、「灣仔廣義」等傘後青年組織積極參與區選,還有像「法政匯思」、「杏林覺醒」、「精算思政」、「良心理政」、「思言財雋」等年輕專業人士成立的議政組織,雨傘運動是否只有挫敗和迷惘,剩下像海明威筆下沉醉於感官世界的失落的一代,不能妄下定論。

真正失落的一代

對我來說,真正失落的是香港戰後嬰兒潮出生的一代,從小受從大陸走難來港的父母的薰陶,或者恐懼政治、或者冷眼旁觀、或者明哲保身。隨着經濟轉型,教育愈高,在社會階梯愈往上爬升,愈懂得用漂亮的道理裝飾內心的犬儒懦弱。面對九七前途問題,這批中產即使花果飄零亦選擇自保。待他們下一代在回歸後掙破「經濟城市」的魔咒,保衛天星、皇后碼頭時,這批真正擁有集體回憶的中產,只懂搖頭痛惜,沒幾個給擋在推土機前的青年打氣。和平佔中運動,故意去挑戰這批中產,看他們能否為下一代付出更多,結果感動了一批中年人離開多年的comfort zone(舒適區),但亦召喚了一大批像周融、雷鼎鳴、吳宗文、管浩鳴的人物,告訴我們搵錢最緊要和要順服掌權者。港大陳文敏事件中,十個書院院長的聲明最能反映這代人的犬儒心態:貌似理性中立,實質是迴避問題核心、怯於開罪權力。而竟有像彭泓基之流,引經據典、滿口正義,為這種價值判斷能力的喪失,再抹一層脂粉。説到底,他們的心態和大台藝員阿叻(陳百祥)沒有兩樣:我什麼都有,為什麼要反對政府?這批在安樂生活中已失卻願景的中年,才是失落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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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遊戲與社會責任

Posted by chankinman 於 十一月 9, 2015

港大陳文敏事件,令人心寒之處,不單是校委會在人事任命問題上不按學術自由的原則,對持份者欠缺合理交代,還有是李輝這類學者赤膊上陣,攻擊陳文敏學術水平不足。

李輝教授是否狂妄無知,大家心中有數,但他以「影響因子」判斷他人學養高低,並非胡言亂語。事實上,今天大學對教授的聘任和提拔(除了一些行政位置),幾乎就只看他們出版的學術文章的期刊的地位(以被引用次數而評定的影響因子或impact factor)。教學一塌糊塗、對大學和社會漠不關心的學者,「因子」夠強一樣可以平步青雲。明乎此,就明白李輝教授為何如此趾高氣揚。

學者的地位當然難逃學術群體亦即同儕間的評價,用出版文章數量乘以「影響因子」的確是一套「客觀科學」的評估方法,如果單看「研究表現」來比較學者的能力,不能不說這是最權威的指標。當然,有些大學自信心充足,對這些「因子」可以一笑置之。我看見李輝教授在《城市論壇》一面揮動左手、一面說自己的「因子」比陳文敏強200倍的時候,我想起我耶魯大學的老師Juan Linz在一次午餐聚會時,亦是用左手揮動一本小書,說他只出版了這本The Breakdown of Democratic Regimes: Crisis, Breakdown and Reequilibration,大學仍任命他為最高地位的Sterling Professor,勉勵我們用心去做自己認為最有意義的研究。不過,在研究民主化理論的學者都知道,Juan Linz在這本書以外寫了大量文章,只是因為篇幅太長,一般學術期刊難以刊登,結果有些成為「地下經典」(如"The Perils of Presidentialism")一段日子後,才被修改和刊登在期刊或書籍。Juan Linz對西班牙民主化的研究和對南美洲民主進程的影響,學者和從政者有目共睹,而耶魯大學亦相信自己有能力判斷誰是真正優秀的學者。

排名比併 頂尖大學受衝擊

不過,這些故事所以娓娓動聽,是因為他代表一個時代的告終。全球大學排名比併,即使最古老、最頂尖的大學都受到衝擊。要比併就要量化指標,學術文章出版數量、知識轉移數量(如專利的註冊)、國際化(如海外學生人數)等自然比起抽象的教學質素和社會貢獻更能影響大學的排名,甚至資源的獲得。稍具批判力的學者很易看到這種評估體系的缺陷,但學術既講求客觀中立,沒有更有效(valid)的系統出現之前,因為其可靠(reliable)/可操作性,學術機構只會繼續玩此遊戲。

「因子遊戲」消耗大量資源

但許多市民不知道,香港的大學在玩這些「因子遊戲」時,其實消耗社會大量資源而未必對社會有重大貢獻。這種衡工量值的方式始於梁錦松領導教統會的年代,當時李國章任中大校長,一群教授對這種發展趨勢深表憂慮,在一次閉門會議中,一位音樂系教授指出保存和研究粵曲應是香港學者的使命和優勢,更符合中大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但期望這種研究在西方最頂尖的期刊發表是有點強人所難。研究自然科學的學者往往不明白的,是人文和社會科學要講求人類思想和行為通則以外,還有是在地的適切性。但全球學術中心既在西方(以社會學來說是在美國),全美頂尖的期刊便是國際頂尖的期刊,美國學者研究本土問題所歸納的理論往往變成整個學科的前沿。這並非說其他社會的研究成果一定不能在頂尖的社會學期刊發表,譬如近年中國研究的文章在該類期刊陸續出現,但香港研究文章卻絕無僅有。這除了是因為學術研究的水平外,中國問題引起的全球關注,其總結出的社會規律的重要性,都與政治和文化上處於邊沿位置的香港不能同日而語。

這種追求在最高「影響因子」的期刊發表文章的結果,是香港學者對本土研究卻步,大學在聘任年輕社會學教授時寧願「投資」在研究美國、中國或者跨國研究的學者,主要是看重其在高「因子」期刊發表文章的潛能。但香港的《基本法》、房屋、移民、民主化、身分認同、社會衝突、貧富懸殊、文化保育等等問題迫在眉睫,卻因為連紮實的基礎研究都缺乏而無法進入深度的公共對話和政策辯論。有像陳文敏教授研究基本法的,可能影響本土學者、律師,甚至法庭對某些條文的理解,但全球關注香港基本法的學者數量有多少?互相引用的機會有幾高?但難道我們要因為Google Scholar的引用率而放棄對基本法的研究?最可笑的,是幾年前我和一位官員午飯,席間她投訴說納稅人花了大量金錢養活香港學者,卻見不到有多少研究成果有助解決社會問題。可見政府一面主導的衡工量值和國際化方向,無意間摧毁本土研究,卻倒過來埋怨學者對香港沒有貢獻。

衡工量值 摧毁本土研究

這種「因子遊戲」對香港學術影響之深不單是壓抑本土研究,中文寫作和書本文化(有別於期刊文章)亦深受衝擊,不能在此一一討論。這種「學術殖民化」的傾向本來應該列入陳佐洱的「去殖」工程內,但現在連帶大陸和台灣學界都走上此路,真不知如何挽狂瀾於既倒。我只期望稍有社會責任的政策制訂者和大學管理層,在追逐大學排名的同時,思考一下是否要根絕本土研究和中文寫作。而對於已獲終生聘任的教授們,在追逐「因子」的同時,想一想對這片養我育我的土地的責任。難道學界中的李輝還不夠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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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誘惑

Posted by chankinman 於 九月 28, 2015

2014年12月01日,金鐘,警方驅散佔領龍和道示威者。 攝:Chris McGrath/Getty

2014年12月01日,金鐘,警方驅散佔領龍和道示威者。 攝:Chris McGrath/Getty

雨傘運動一週年,傳媒在回顧時多集中談佔中三子與學生就談判和退場的分歧。其實除了11日30日的升級行動令兩者分道揚鑣外,三子和學生領袖基本上都接受非暴力公民抗命的原則,只是三子着眼爭取社會對佔領行動的同情,而學生卻更關注留守者的意向。訴之的群眾不同,進退策略自然有異。
真正有重大分歧的,是三子與「勇武派」對運動的本質的判斷。在語言上,勇武派稱呼佔領為「雨傘革命」或「遮打革命」。既冠以革命之名,應涉及以抗爭,甚至暴力手段推翻梁振英政權和整個政治制度。
反對革命之說的朋友,認為民間沒槍沒炮,憑什麼起義?其實研究過往40年的革命史,大多數成功例子並非透過大規範武裝衝突而推翻專制政權的。譬如1986年菲律賓人民力量革命,依賴的主要是大型非暴力群眾運動和用選票向馬可斯表達不滿。人民力量最終引發軍事政變,軍隊內部分裂,馬可斯在無法指揮的情況下倉皇去國。又好像1989年捷克和一些東歐國家與共產政權的抗爭,被稱為「天鵝絨革命」(即「溫柔的革命」),因為都是透過學生和老一輩的民運分子在布拉格先發起50萬人和平示威,再以全國總罷工趕捷共下台。即使是近年在前蘇聯國家和中東地區爆發的「顏色革命」,大多以和平示威抗議選舉不公再迫使政府下台的方式完成「革命」。因此,許多學者總結上述的經驗,認為非暴力抗爭是當代革命的特色。
和平非暴力不單是爭取民眾支持、令抗爭主流化的手段,更是贏取部分軍方/警察領袖的同情、造成建制內鬨的不二法門。當然,這種普遍的經驗未必適用於所有國家。南韓民主化過程中,大學生以汽油彈對抗軍政府,為反對派領袖金大中的談判帶來籌碼;南非的曼德拉在成功以對話爭取普選、消滅種族隔離政策之前,是經歷二十多年的武裝起義。我只想說明的,是當代許多的革命是以和平示威所促成,而毋須動用槍炮。

雨傘運動沒有升級至革命的可能
明乎此,便知道雨傘運動並非沒有升級至革命的可能性。譬如有示威者在佔領初期倡議圍堵政府總部和特首辦,其實是有機會創造「革命的時刻」。即使在台灣這樣民主的國家,當學生衝入行政院,馬上遭到武力清場。如果雨傘運動的群眾要癱瘓政府,遭到梁振英政府武力清場的機會必然更高。問題是9.28的催淚彈已經引起民憤,如果當時還向群眾開槍,會否燃起廣大群眾革命的怒火?抑或是警察在施放催淚彈後已士氣低落,有可能拒絕執行上級開槍的命令,令梁振英在失去指揮警隊能力後黯然下台?面對這種革命的誘惑,群眾運動領袖該如何抉擇?
有責任感的領袖最少應明白,圍堵行政機關將會為群眾帶來極高的風險。行動可能喚醒警察的良知,在和平的情況下迫使梁振英下台。但圍堵亦可能造成群眾的傷亡,激發一場暴戾的革命,後果誰都難以控制。我們要進一步考量的,是北京對這兩種情況的反應。特首在憲政上既為中央政府權力的代表,在群眾壓力和警隊叛變的情況下被迫下台,北京會順應民情抑或視之為對主權的挑戰?如果因為警察開槍造成大規模衝突,北京會否放手不理,抑或會宣布香港進入緊急狀態,派解放軍入城鎮壓?這些問題顯然未經過深入討論,但勇武派卻指摘三子和學生領袖軟弱,卻沒提出勇武抗爭如何爭取更廣泛的支持和避免上述可能的悲劇結果。
波蘭的「自我克制運動」
1980年波蘭團結工會成立時會員數以百萬計,只要持續號召罷工,隨時可將已失去民心的波共趕下台。但因為1956年匈牙利人民革命和1968年捷共的自由化改革,最終引來蘇聯揮軍直入布達佩斯和布拉格,團結工會明白到波蘭並非完整的主權國家,不能盲動引蘇軍入境、重複前人悲劇,結果提出「自我克制運動」(self-limiting movement),不以革命手段推翻波共。
團結工會貌似自我設限,實質是在固守陣地、伺機而動。即使波共採取軍法統治(1981年至83年)並宣布團結工會為非法組織,抗爭持續,最後要透過波共、天主教會和團結工會組成的圓桌會議進行談判,就經濟政策和工人待遇問題達成協議。到1989年,波共被迫開放部分國會議席進行普選,團結工會贏取超過九成議席,引來政治危機,波共無奈讓出權力。由於當時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並無出手干預,波蘭便進行修憲,最終實行民主和市場經濟。
這些經驗告訴我們,與專制的政權的鬥爭,必須因時制宜、有勇有謀。究竟是和平或是暴力更能感召人民、分裂建制?如何固守運動成果,伺機而動,不盲動又不錯失時機?今天年輕人面對一個超然三權、耳目閉塞的當權者感到道理已經說盡,必須「以武制暴」,甚至鼓吹革命,我是十分理解。但如何推動革命?革命如何帶來政治和社會制度的徹底改變?負責任的革命家應該有清楚的論述,才能引發深度的辯論,而非流於一種革命誘惑下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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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論斷與文化轉向

Posted by chankinman 於 九月 8, 2015

2014年9月30日,參與佔領運動的學生示威者亮起燈光,叫喊口號。 攝: Paula Bronstein/Getty Images

HONG KONG – SEPTEMBER 30: Student protesters shine lights as they chant pro-democracy slogans on the streets on September 30, 2014 in Hong Kong, Hong Kong. Thousands of pro-democracy supporters continue to occupy the streets surrounding Hong Kong’s Financial district. Protest leaders have set an October 1st deadline for their demands to be met and are calling for open elections and the resignation of Hong Kong’s Chief Executive Leung Chun-ying. (Photo by Paula Bronstein/Getty Images)

接近9.28雨傘運動爆發一周年,傳媒都在做回顧專訪,檢討運動得失。其實許多組織者剛從情緒低谷中走出來,佔領恍如昨天的事,一周年應該慶祝還是哀悼,頗是迷惘。

黃仁宇說論斷歷史,最好有500年的區隔。當年馬丁路德金在美國南部以公民抗命爭取黑人平權,幾多人攻擊他摧毀法治和破壞社會和諧,連華盛頓一些開明的政客都批評他捲入太多青少年,更有教友寫信給他說上帝既造黑人和白人,上帝就是支持種族不平等。五十多年後的今天,我們已有較成熟的眼光看待公民抗命,也就覺得當時一些評論不值一顧。

又譬如今天我們讀漢娜鄂蘭的《邪惡的平庸》,覺得她將納粹劊子手艾希曼描述成一個只懂「依法辦事」,忠誠執行上級命令的庸碌官僚,是對於人們「拒絕思考」而淪落為邪惡的共犯的最深刻批判,而不知道當年她在《紐約客》發表此文時被攻擊得體無完膚,說她為納粹辯解、將受害人變成加害者(因她指出一些猶太組織領袖實質是納粹共犯),結果眾叛親離,幾乎丟了教席。就像今天在七警濫用私刑、佔領者被打到頭破血流後,有人敢說不要將執法者說成是黑警,其實他們動手時都沒有邪惡的動機,只是缺乏能力去分辨公民抗命與一般違法,要怪的是上層官員的奸詐和植根在低層社會的愚昧,又有多少人能接受這種論斷?

重頭來過,哪個決定會不同?
即使雨傘運動並非這些扭轉人類歷史的事件,在論斷功過之前,時間的沉澱仍是必須。記者常問,如果可以重頭來過,哪個決定會有所不同?我說如果學生在與官員辯論後能持續對話,或者可以爭取到一份同情普選的「民情報告」。假如覺得持續對話沒有意義,便應以議員「辭職變相公投」退場,保存民氣、轉戰社區。但其實北京在佔領爆發後一段時間,便以「不流血、不妥協、對話是最大的讓步」的方針應對危機,此策略勒停了嗜血的梁振英,亦將佔領者困在死角。學生覺得運動無實質成果,不願退場,卻在民意流失後冒險升級,結果在挫敗中結束運動。旁觀者或譏為不智,實質是無可奈何(從運動過後學聯幾近解體,可見學生領袖在佔領期間被激進力量迫得難以後退),甚至是歷史的宿命。

有些批評者認為佔領行動沒有擴大支持民主的群眾基礎,只落得分裂社會,給口實建制內的鷹派採取更強硬的對港政策,得不償失。這種說法並非毫無根據。以佔領後的政改爭議為例,民調顯示有近半市民支持「袋住先」,而只有四成支持否決,與過往有六成市民支持普選有明顯差距。中央官員亦以8.31決定作為分水嶺,誓言要與反對此決定的激進派和發動佔領的極端勢力「堅決鬥爭」。梁振英更表示中央肯定他處理佔領的表現,暗示北京撐他連任。

其實北京最高領導如何評估雨傘運動仍是未知之數,最近港澳辦馮巍與民主黨會面,令「全面孤立泛民」之說不攻自破。至於北京是否挺梁連任,亦無確實信息,反而田北俊、吳康民等對梁左右開弓,各重量級人物亦冒出頭來「跑馬仔」,可見佔領並無令建制更為整合。

民主運動仍在痛苦地重整方略
雨傘運動對建制內部的衝擊仍需進一步研究,但對泛民及公民社會的影響已引起廣泛的關注。正如上文所述,有近三成的泛民支持者(從60%的支持率下降至只有40%支持佔領和反對「袋住先」)因運動而流失,特別是一些基層溫和民主派的市民。多個調查都發現有六成的年輕人及高教育人士對佔領和否決政改方案持正面態度,即是說雨傘運動贏了未來卻輸在當下。這結果為泛民政黨在即將來臨的選舉中帶來隱憂,但亦可能是日趨僵化的泛民的一次更新機遇。但黄之鋒卻對泛民的改革缺乏信心,鼓吹在泛民和建制外建立「第三勢力」,動搖既有的政治板塊,令明年立會選舉形勢更趨複雜。

對於公民社會來說,雨傘運動為其注入更多年輕力量,强化命運自主意識和追尋更徹底的社會改革。既然中共說《基本法》難容真普選,修改基本法、「全民制憲」以應對「第二次前途問題」(即2047後的制度安排)、「建構香港民族」以至「港獨」便順理成章成為新興力量思考的議題,但礙於過大的現實限制,始終無法進入公眾的視野。此外,抗命運動亦無以為繼。市民自發的抗稅行動(多交或遲交税款以造成行政不便)難以產生集體效應,議會內以「拉布」癱瘓政府之舉亦因政府以民生議題反制而難以持續。可見民主運動在佔領後仍在痛苦地重整方略和陣形,茫茫然未見前路。

憑公民社會之力拓展生活世界
但抗命不認命的精神,不單在於以不合作運動對抗不義,仍應包括憑公民社會之力拓展生活世界(life-world)。在沮喪的陰霾中,以群眾集資成立的FactWire新聞通訊社特別令人心振奮。此舉不單是維護市民的知情權、打亂自我審查的傳媒生態,更牽動「市民一人一股改變世界」的想像。美國Working Assets Money Fund的創辦人Peter Barnes就寫過一本Capitalism 3.0: A Guide to Reclaiming the Commons,建議以市民一人一股的方式成立不同信託基金去保護山林、湖泊、大氣和文化遺產。即是說,當我們已不能寄望這個政府、當資本已全面赤化,我們只可憑公民的力量塑造自己的生活。

當我們已不能寄望這個政府、當資本已全面赤化,我們只可憑公民的力量塑造自己的生活。

正是這種意義,因佔中而在娛樂圈被全面封殺的何韻詩,能成功舉辦「十八種香港演唱會」令人刮目相看。原來覺醒的公民可以形成新的市場,即使在夾縫中,「有種歌手」仍能大展拳腳。就好像壟斷了大氣電波的無綫電視,反而造就了以改造「大台」基因來諷刺建制橫蠻愚昧的「毛記電視」。這種瘋癲作樂的政治批判至今仍未碰上專制的刀鋒,甚至吸引廣告商青睞。可以預見,現實政治的無奈,虛無主義的流行,必然引至反對力量的「文化轉向」。無論是為了繼續啓蒙、與「對得起自己和時代」的公民相互打氣,抑或發洩心頭的憤怒和鬱結,話劇、小說、音樂、短片、插圖等都會變成對抗霸權的利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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