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憂鬱的陰薶

走完了這段「苦路」，在政總外的集會上唱聖詩時，我看見許多人眼泛淚光，更有些佔中義工放聲大哭。

這是多個宗教團體在剛過去的周末舉辦的「傘下同行、民主苦路」遊行，以耶穌背着十字架走上刑場那段路，象徵爭取民主歷程的艱辛，希望社會明白佔中案九子是為了爭取港人的政治權利而作出犧牲。

當年耶穌傳道，在猶太人中引起騷動。他既挑戰教會建制的權威，亦引起羅馬帝國的猜疑，恐他會煽惑群眾對抗帝國的統治，最終被捕並處以釘十字架極刑。在走上刑場那段路上，他被鞭打、被羞辱、多次跌倒，要由他人代背十架。在十字架上，他質問上主為何離棄他，讓他孤獨地面對苦難。但基督徒相信耶穌是上帝的兒子，沉默不語的天父其實是與兒子一同受苦，藉着自我犧牲來表達對世人的愛。

如果連耶穌都會跌倒和埋怨，許多人走在民主路上，亦難免感到疲倦和沮喪。以《逃犯條例》修訂為例，其政治動機昭然若揭，但官員能滿臉愁容說要為死者討回公道，而幫腔的法律精英又能忍着笑，說中國的審訊是公正透明，中港引渡協議是要堵塞制度一大漏洞。面對這個指鹿為馬、小人當道的世界，人們不禁會問，上天為何沉默不語？無論是和平或勇武的抗爭者，即使他們慷慨就義走進監牢，會否只是白白犧牲，絲毫無損這個體制？

因為察覺到這種無力感的蔓延，我特別被《Learned Optimism》一書中的一個實驗所吸引。心理學家Martin Seligman將狗狗分成兩組。第一組狗隻遭受電擊時，只要牠們觸碰一個按鈕，電擊便會停止。第二組則有所不同，即使狗隻觸碰按鈕，電擊仍然繼續。實驗進入第二階段，兩組狗隻都被放進圍欄很低的實驗室。這回，第一組的狗隻遭受電擊時，馬上跳欄逃走；但第二組的狗隻卻趴在地上接受電擊，毫無逃生意欲。Seligman認為第二批狗狗在長時間阻止電擊卻徒勞無功後，已發展出悲觀的思維，即使外在環境轉變了，亦無力去掌握機會。牠們已變成「哀莫大於心死狗」！

Seligman發現當代嚴重憂鬱症比半世紀前增加了十倍。以往精神科醫生通過藥物處理憂鬱症，但他認為可通過改變患者對事物的解釋方式去進行治療，避免患者長時間累積的無力感發展成憂鬱病。他發現許多患者都是把一些不幸的事情想像成永遠不能改變，而只要是一子錯，便看成是滿盤皆落索。此外，憂鬱症者喜歡自責，不斷搜索自己的錯誤。Seligman建議要通過對話改變患者這種解釋方式，讓他們了解到問題可以是短暫和局部，而且其他人和外在環境都有責任。

放在香港的脈絡，如何令民主路上的夥伴不要被無力感吞噬，甚至墮入憂鬱的陰霾是我們必須面對的問題。我們要讓大家了解到傘運的挫折是短暫的、目前無法爭取普選並不代表其他社會改革必須停頓。雨傘運動已展現了港人追尋理想的勇氣，即使無功而還亦只是反映當權者的橫蠻無理，民間毋須過度自責。畢竟耶穌走盡苦路後便是復活，民主運動在飽嘗挫折後亦要叫人見到希望。

蘋果日報2/4/2019

廣告

學習死亡

父親放下沉重的軀殼，開始另一個旅程。很是不捨，但我心平靜，靠近他的耳朵，說了一聲多謝。多謝他雖歷勞苦愁煩，仍堅毅不拔撫育我們長大。我亦感恩佔中案審訊讓我提早離開大學教席，有更充裕時間陪伴老父走他在世最後一段路。禍福相繫，我再次學到凡事不要太快下定論，莫大喜、莫大悲。

2003年時，我倒不是這樣淡定。婆婆行動不便，身體一天比一天衰弱，必須送到安老院。我知道剩下的時間不多，卻發覺自己對如何照顧臨終病人一籌莫展。學者的自然反應是從書本中尋求指引。令我驚訝的，是在大型書店中幾乎找不到一本相關的書籍；相反，我看到大量有關照顧兒童的暢銷書，從嬰孩到少年的身心理健康，應有盡用。這便是「軀體社會」（Somatic Society）──對年輕的生命過度寵愛，卻忽視、隔離甚至厭惡身體衰敗的老人。這背後，是一種將生命價值與生產力掛鈎的意識型態。

幸好，當時在書架上找到了《西藏生死書》。此書不單談論佛教的死亡觀，其中一章「對臨終關懷者的叮嚀」更提供非常實用的指引。我學習了陪伴臨終的婆婆，毋須太多說話，安靜地牽着她的手、觸摸她的頭、鼓勵她述說自己的故事，偶而插一句話，肯定她的苦心、努力、對家人和朋友的貢獻。我也學習聆聽她內疚的聲音，開解、安慰和協助她與他人及自己和解。我看到婆婆如何從悲苦中漸漸肯定自己的人生，雖有攀緣，但不怨恨。

其實人走向死亡，是走進生命的課堂。和孔子的教導不同，西藏人相信「未知死，焉知生」。藏傳佛教的其中一種修行是把少年人帶到懸崖邊默想，讓他們體驗生與死只是一步之遙。「只有懂得生命是多麼脆弱的人，才知道生命有多可貴。」知道生命可貴卻又稍縱即逝，便會用心去活而不會成為生活的奴隸，臨終時便沒有攀緣、渴望和執着。這便是生死無悔。

現代人倒不是這樣，我們對死亡或者避之則吉，或者覺得避無可避時自然懂得應對。我們將殯儀館和墳場建在隱蔽偏遠的地方，連望到這種景觀的單位樓價便會下跌；我們在路上遇到靈柩車會心裏不安，有些人參加完喪禮會頭暈作嘔。死亡就像傳染病，連死者家屬都帶有「病毒」，要與常人隔離，不能出席他人的壽辰婚宴。我們將死亡排除在生活以外，甚至將瀕死的老人安置在視線的死角，而不曉得疾病、受苦、死亡是人人必經的階段，我們和臨終者都可以在這段路上學到人生寶貴的一課。

父親當年逃避共產黨的迫害，踏單車南下香港，為的是追尋平靜的生活。他一生難苦奮鬥，只求子女健康成長、安居樂業。過去兩年，他身體轉壞，家人悉心照料。唯一令他擔心的，是我因佔中案惹上官非，不知會否鋃鐺入獄。感恩這段日子，讓我們可以牽牽手，微笑對望，一起學習放下的功課。

蘋果日報 26/3/2019

 

放棄生存症候群

在阿姆斯特丹參觀2018年世界新聞攝影展時，站在一張照片前，良久無法移動。相中人是兩姊妹，妹妹已經兩年半不省人事，姊姊Djenta在過去六個月亦同樣陷入昏迷。他們不是甚麼意外的受害者，而是當瑞典政府拒絕他們家人難民庇護申請，便開始不說話、不進食，進入完全靜止狀態。

心理學家稱這種現象為「放棄生存症候群」（resignation syndrome），是過去20年只在瑞典尋求庇護的難民兒童中出現的怪病。由於西方近年收緊移民政策，許多難民經歷漫長的等待後被拒，無法承受。而他們的孩子多年來隔着鐵網羨慕西方兒童的生活，更是晴天霹靂，在極度沮喪下陷入昏迷、放棄生存意志。一位來自俄羅斯的5歲男孩Georgi，和家人在瑞典尋求庇護超過七年後失敗，墮入憂鬱的深淵，拒絕談話、卧床不起，一個星期便輕了13磅。他一直往下沉、靜默無聲、毫無生命氣息。直至瑞典政府基於人道理由批准他的家人居留權，男孩才漸漸蘇醒。

經歷兩個多星期的掙扎，他張開眼睛，結結巴巴開始說話。他憶述那段沉睡的日子，就像躺在深海中一個脆弱的玻璃箱內，只要他稍為吭聲或者移動，箱子便會粉碎，海水便會湧進來把他淹死。

心理學家相信這些小孩除了是在理想幻滅後出現厭世迹象，其潛意識可能是要以生命迫使瑞典政府改變初衷，爭取家人的幸福。因此，Djenta和她妹妹會否醒來，取決於瑞典政府的決定。同情難民遭遇的傳媒稱呼這對姊妹為睡美人，其實這是一闋移民的悲歌。

瑞典政府應如何抉擇？自上世紀70年代起，歐洲國家都有基於人道理由收容難民，但近年國民反移民浪潮越演越烈。德國總理默克爾一直民望高企，但在收容百萬名敍利亞難民後受到猛烈攻擊，成為她政治生命的轉捩點。雖然政府指出邁入高齡社會，有賴移民提供年輕勞動力，但全球化造成西方國家中下層生活越趨艱難，許多人覺得新移民只會和他們競爭緊絀的就業機會、壓低工資，爭奪醫療、教育和其他福利資源。再加上恐怖主義引發對伊斯蘭教的敵視和恐懼，對中東難民的排拒更多了一層文化衝突的原因。

許多西方國家本來就是移民社會，當初資源更為緊絀的時候，便是靠移民建立起富裕而民主的國家，排斥移民自然與西方的包容和人道精神相矛盾。主流的政黨在此問題上進退維谷，知識階層內心矛盾，右翼國族主義便乘勢而起，越來越獲得民眾擁戴。

歸根究柢，是西方政府一直沒正視全球化造成國內的貧富懸殊和國民安全感的喪失。另一方面，國際社會亦長久坐視許多中東和非洲國家出現嚴重違反人權的狀況，最終問題仍是送到門前。

最近我見一些傘後專業團體和社區組織協會就新移民問題引發爭論，心裏戚戚然。希望大家不要忘記移民爭議的背後，是特區政府長久忽視貧富懸殊的問題和完全服膺中國那套專制文化，而引發出的敵視和恐懼。

 

蘋果日報 19/3/2019

 

免於恐懼的一代

彎一彎身，腿便斷了。父親個子不大，卻是硬漢子，仍敵不過90年時日的侵蝕。看着病榻上細小的身軀，牽着他手，父親會心微笑，一切環繞佔中的爭論已不重要。

其實他從來沒有真正關心普選的問題，更不理解甚麼是公民抗命。對我參與這場運動所以氣上心頭，是因為我沒有聽取他人生的最高智慧：見到共產黨便要跑！他自己便是在1949年從大陸逃來香港，找一片瓦頂、幹點粗活、養妻活兒、不問世事。

他說我為他人掘井，自己卻沒水喝。這句話反映他的童年創傷。我爺爺是鄉下名醫，每逢佳節都有大批病人送來各式美食以表謝意，爸爸最難忘獅頭鵝的味道。爺爺濟世為懷，夜半有人病危，怱怱趕去施救，結果積勞成疾，一命嗚呼，遺下孤兒寡婦。中日戰爭爆發，在飢寒交迫的歲月裏，父親怨恨爺爺太過英雄主義，在寒夜出診時沒有惦念妻兒，跑去為人掘井。

他和他那代香港人，避秦南下，教導下一代莫問政治、搵食至上、顧家是最高的倫理。他反佔中，是因為他兒子帶領運動，要面對秋後算賬。如果只是戴耀廷，他才不管。因為恐懼、也因為愛，他為這場運動長嗟短嘆、度過許多無眠晚上。

但我的role model卻是我的爺爺。我睇唔順眼地產霸權、政府離地高傲、中共指鹿為馬、權貴應聲附和。我討厭我這代人走精面、犬儒食花生、助紂為虐。我更質疑中國人的「家族主義」對公共生活的禍害。2,000多年來歷任皇帝為何獨尊崇儒？他們最明白修身齊家那套倫理已吞噬人們絕大部份精力，誰還會關心甚麼治國平天下，更莫說去挑戰專制政權。

雨傘運動期間，許多年輕人告訴我，最怕的不是警棍，而是媽媽的奪命追魂call。中國人的家庭，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身體髮膚、受諸父母、不可損傷」，讓你愛回家、也讓你懦弱。家庭可以變成社會控制的工具。

回歸之後，80後青年在天星、皇后碼頭擋着推土機，保衞他們上一代的集體回憶，而中年人只懂拍照留念。政府關閉公民廣場，許多人都覺得與「門常開」的承諾背道而馳，但只有年輕人願意燈蛾撲火重奪這片公共空間。他們其實是在掙破上一代人以至整個中華文化以恐懼和自利交織而成的絲繭。

但雨傘運動的挫折和傘後政府瘋狂的反噬，會怎樣打擊這初生的勇氣？由洗頭艇、大學民主牆淪陷、政治檢控、DQ、取締政黨、中港引渡、23條立法等手段層層搭建的憲制新秩序，會否將我們上一代的政治恐懼重新植入我們下一代的心中？

我感激父親無微不至的愛，祈禱他早日康復。我更祝願我的下一代，能夠明辨是非，暢所欲言，不要活在前人的陰影，要成為免於恐懼的一代。

蘋果日報 5/3/2019

腦袋缺陷

必須承認我腦袋有缺陷，越來越難分真假。

林鄭的大灣區發展宣講會，讓人興奮莫名的，並不是她的雄圖偉略，而是那位貌似大灣區區長的梁振英在這樣的歷史時刻被蒸發了。但請不要幻想他會像銅鑼灣書店的店員們，被洗頭艇接去某處避風頭。

宣講會同日下午，有報道指梁振英已夥同香港的大地產商和中國央企的代表等組成「共享基金會」，進行國際人道救援工作。許多人對此摸不着頭腦，但我馬上聯想起汶川地震後，一位在當地參與統籌救災的年輕官員和我的一席話。

這位幹部當時想藉國際對中國救援工作的肯定，為國家開拓「救援外交」，計劃組織大規模民間救援隊，以備其他國家出現天災人禍，馬上派到海外參與救援，建立中國的人道主義形象。我對這種為政治服務的人道主義嗤之以鼻，當然沒參與，此事不了了之。

今天中國在一帶一路國家已投資一段時間，出口過剩產能，也同時將粗放發展模式的禍害帶到當地。一些中國企業在當地賄賂政客、剝削勞工、破壞環境，激起各方反應。中國在緬甸建設的水壩要停工、馬來西亞新政府叫停高鐵項目，而何志平淪為白手套行賄非洲官員在美落網，更嚴重破壞中國的國際形象。

梁振英的共享基金會，應是在亡羊補牢，配合國家對發展一帶一路的「共商、共建、共享」精神，他之前推動「一帶一路消除白內障致盲行動」便是前奏。但一個曾經以87枚催淚彈鎮壓手無寸鐵示威者的獨裁政客，如何在國際上推動人道主義？抑或這些都是煙幕，人道救援只是資金流轉的代名詞？我腦袋不好，看不懂。

沒有了梁振英，林鄭應可放手搞她心目中的大灣區整合。但林鄭也承認，在將香港融入大灣區過程中，如何保持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是重大挑戰。她談的，當然是香港「大陸化」的憂慮。

陳方安生當年中箭，其中一個死罪是阻住香港與珠江三角洲的整合。陳太擔心，香港過度依賴大陸，會慢慢失去其國際性格。經濟過度依賴大陸，有人歡喜有人愁。但法律和政治制度越來越大陸化，究竟誰會得益？我們的當權者會利用這種「一體化」趨勢去討好主子，抑或會戰戰兢兢守護一國兩制？我覺得最近有關逃犯引渡協議的爭論，最能試出這些政客是否在說真話。

明明是台灣與香港之間的瓜葛，一下子特區政府卻要將引渡協議擴展到中國大陸。由於大陸缺乏公平審訊，中港長久以來互不引渡所形成的法律屏障，是國際社會對香港仍能實行普通法的信心來源。但林鄭認為就此事諮詢公眾是太過「馬馬虎虎」。更甚者是行會成員湯家驊，認為長久以來香港只和其他國家有引渡協議，而未能與自己國家有相同的安排，是制度一大缺陷。

我們以往以為大陸沒有司法獨立和公平審訊是一種缺陷，現在變成不融入這種憲制新秩序才是缺陷。究竟是我腦袋有問題，不能明白香港權貴們口中的人道主義和法治，抑或是他們的良知有重大缺陷呢？

《蘋果日報》26/2/2019

迎難而跑

“You can’t stop the waves but you can learn to surf."禪修導師Jon Kabat-Zinn在一塊滑浪板上的字悟出面對逆境的道理。

剛過去的周日我完成了初次半馬拉松，出發前對自己說：不管路途崎嶇、不管速度快慢，只求去到終點。談的不單是長跑，還包括民主運動。

報名渣馬是因為比賽日期在佔中九子案審訊結束和宣判之間，我希望透過長跑砥礪精神，面對不合理的控罪和牢獄之災。但跑着跑着，卻愛上這種身心靈完美結合的運動。

我把長跑當作禪修，專注當下，保持均速。但當腦海模擬在法庭上如何自辯、或想到坐牢時如何安慰家人時，腳步便自然慢下來。我必須透過觀呼吸、靜心掃描身體，將靈魂帶回到跑道上。天下大事，能夠暫時置於腦後，就沒有壓碎人的重量。

但我患有風濕關節炎，又不懂跑步技巧，每次練習後都被膝痛折磨。幸好一位教練得知此事，主動為我提供「姿勢跑法」訓練，作為對民主運動的支持。這套方法源自羅曼諾夫博士，他在《Pose Method of Running》一書中介紹完姿勢技巧後，提出「無為而跑」，即只在必要的事情上全心投入，其餘隨緣，這樣會帶我們跑得更遠更快。真正的跑者像是在路面上流動，精神處在極度專注的狀態，步伐要輕、要快、要柔。控制呼吸，表情不動聲色。不做多餘動作，保存能量。最重要的，是享受跑步。

不知甚麼時候才能跑到這種境界，但我讀田中宏曉的《最強/超慢跑法》，卻覺得每個人都可以做到。他提出以微笑速度密步慢跑，感覺像快步行一樣，但消脂量卻是步行的一倍。體重減輕後，跑得更輕鬆，許多都市病都會減少。跑步時避免下巴垂下，以保持呼吸暢順；要用前腳掌着地，減少膝痛。他的研究和實踐帶動日本的跑風，連日皇夫婦也慢跑起來。

東京馬拉松只有十多年歷史，卻已成為世界六大長跑賽之一，精髓是「全民參與」。主辦機構提出「跑步的喜悅」、「幫助跑者的榮耀」和「為跑者加油的快樂」三大精神，共同為創造出一場優質賽事而努力。跑者為目標而跑，義工以服務為榮，民眾以喝采為樂。

我期望這個城市有更多人跑步，身體健康而不用逼爆醫院。為此，請僱主先放過員工和自己，給大家多點閒情在海濱微笑慢跑。我期望馬拉松比賽當天不要急於重開馬路，讓更多跑手在寬鬆的賽道奔馳，且有更多市民參與遞水和打氣，讓香港團結起來。我更期望傘後新一代有更多人以跑步磨練意志，在「憲制新秩序」下迎難而上，不要被這荒唐的時代擊倒！蘏

《蘋果日報》19/2/2019

梁振英舉槍射雁

梁振英痛恨野豬眾所周知。他指摘《蘋果》副社長陳沛敏美化參與旺角騷亂的盧建民有不被馴化的「野豬精神」，並說如果該事發生在歐美，盧建民「能夠活着寫賀年卡，算是命大了」。這種散發血腥味的警語讓我想起中聯辦前主任張曉明曾經說過：「泛民仍然能活着，足證中央的文明和包容。」對這些共產黨人來說，暴力與否並非關鍵，只要你是反對當權者，便死不足惜。

譬如說六七暴動涉及衝突和暗殺，放置炸彈千多枚、造成800多人受傷和50多人死亡，但當時領導鬥委會的工聯會楊光，在回歸後獲頒大紫荊勳章。可見只要緊貼中央，即使是文革的極左路線，又何罪之有？又譬如梁振英等親北京人士，曾經在89年譴責中共血腥鎮壓學生，表現出對人民的生命和追求自由民主的權利的尊重。但當這些人發覺那場風波並非黨內保守派奪權的陰謀，而是最高領導人鄧小平認為趙紫陽等改革派政治上過軟，親自下令屠城，便速速歸隊。梁振英始終相信，用國家的名義殺人是沒有罪的。

究竟共產黨人有沒有人性？不要以為這個問題是一種侮辱，中共黨內曾就此有過激烈的辯論。從1983年到1984年，中共開展「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其主要目標是反對「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當時掌管意識形態的胡喬木針對的似乎不是一般的「人道精神 」（即是增進人類福利，免除人們的不幸和痛苦的思想和行動），而是源於歐洲文藝復興的「人本主義」，即是以人的利益和價值為中心的學說、態度或生活方式。這種思想強調個人尊嚴和價值，以及通過理性達到自我實現的能力。

當時在黨內捍衞人道主義的包括《人民日報》的王若水，他認為中共害怕這種思想是因為它與階級鬥爭和「槍桿子裏出政權」不相容；此外，中共認為人道主義和他們所反對的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人權、個性解放以及個人主義是不可分的。對這些共產黨人來說，沒有所謂人性而只有階級性。從這理論出發，不管你個人是否仁愛為懷，只要你是屬於地主、富農、資本家階級，這背景已決定你一切屬性；在進行鬥爭的時候，不但無需保護你的財產和自由，連你的尊嚴和性命，話攞走便攞走。

從滅絕人性的階級鬥爭培育出來的共產黨人，也許已經不再談階級鬥爭。但對於所有被視為危害國家安全甚至只是挑戰當權者的人民，他們仍不惜以最兇殘的手段對付。我在內地從事維權的朋友，都有被無理禁錮、餵藥、毒打的經歷，連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亦死無葬身之地，中共對付政敵談不上人本主義，就連人道精神都欠奉。

剛過世的傷痕文學作家白樺寫的《苦戀》，描述一個歸國華僑在飽受鬥爭之後，被即將離國的女兒問了一句：「您苦苦留戀這個國家，但這個國家愛您嗎？」最後這個主角逃難至荒野之中，在臨死前看着晨光初露，見到一群雁兒在天空劃上了一個人字。這是在苦難中對人道主義的渴求。假如像梁振英這些中共爪牙站在他身旁，一定先把這「叛國者」殺死，然後舉槍射向雁群，再哼一句：甚麼人道主義？

蘋果曰報 12/2/2019

《既獨裁又集中》

梁振英作為國家領導人，治大國如烹小鮮，閒在心上，終日以面書月旦世情。我見他倡議野豬非殺不可，網民反應激烈。但他評論英國政府處理脫歐一事沒法獲議會通過，是「凸顯了有民主沒有集中的制度性問題」，大家卻置若罔聞。梁先生明明想點出中國「民主集中制」的光榮偉大，大家不瞅不睬是因為他點中了民主的死穴，抑或是聽唔明佢噏乜？

著名政治學家Arend Lijphart說世上有兩種民主模式：以英國議會制為代表的西敏寺模式和以歐陸議會制為代表的共識模式。前者崇尚少數服從多數，後者側重尊重少數的精神。西敏寺模式雖是議會制，卻強調行政主導，亦即是既民主又集中。

英國議會選舉實行單議席單票制，有利產生兩黨政治。任何政黨在下議院中能佔多數席位，便能組織政府。政府提交議會的法案，因為有過半議員撐腰，幾乎肯定可以通過。所以名義上是議會產生政府，實質是政府控制議會。

基於少數服從多數原則，反對黨往往被排除於內閣之外。但英國代議制的精神，相信議會辯論有助監督政府、優化政策。因此，議會的座位設計亦按此原則，讓「女王陛下忠誠的反對黨」好好挑戰政府。執政黨和反對黨面對面坐，不設固定席位，而以長椅代之。相反在美國國會或香港立法會辯論時，議員疏疏落落坐在議事廳，向着主席發言，場面頗為冷清。但英國國會的辯論，總是熱鬧非常。特別涉及重大議案時，議員踴躍參加但長椅卻空間不足，惟有側身而坐。加上議員發言時，同僚喜歡吶喊助威，或者向對方喝倒彩，辯論氣氛更是激烈。英國當年容許議員佩劍進入議事廳時，地毯上有紅線分隔雙方，禁止議員激動時衝往對方陣營。

英國首相和內閣大臣們必須是民選國會議員，坐在議會前排，稱為「前排議員」。由於他們是執政黨元老，只要能駕馭自己的政黨，政府便能控制議會。但假如執政黨「籠裏雞作反」，政府提交的議案被否決，那幾乎等同通過了不信任動議；首相應考慮下台，甚至解散國會重新大選。當年馬卓安和彭定康便是動員保守黨內的「後排議員」向戴卓爾夫人逼宮，才令她黯然下台。

這次文翠珊脫歐議案以大比數被國會否決，顯示有大量保守黨議員倒戈，因此反對黨借勢提出不信任動議。但為何這次不信任動議沒被通過？相信大部份議員視脫歐是一件重大而例外的事件，即使在執政黨內亦難以達成共識。英國崇尚代議民主，相信由議會為政策把關比起直接民主好得多。英國有史以來，只有加入和脫離歐盟是通過公投這種直接民主方式作決定的，可見茲事體大，連國會都不敢獨力承擔。因此，議員亦不會以此事來逼宮。

梁振英拿着一件例外事件，質疑英國的行政權力不夠集中，我想只有中國的「民主集中制」才能滿足他的要求。但這種既獨裁又集中的制度究竟有多偉大？這個國家不惜犧牲人權、自由、平等和環境，集全國之力亦無法製造出一片芯片！這個獨裁體制亦無法建立法治、根除腐敗、締造自由活潑的環境去帶動經濟升級。更甚者，將權力不斷集中於個人，只要領導人一念之差，亦可以很有效率地摧毀多年發展的成果。

梁振英送子女到英國留學，骨子裏應是認可英國的文化與制度。有如此識見，便應意識到獨裁集中制在中國已走到盡頭。如何參考西方的經驗，平衡民主與集中，應是國家領導人當務之急。至於野豬的事，便留給我等小民去理吧！

蘋果日報 29-1-2019

《制度性涼薄》

羅致光說人會活到120歲，60歲只是中年，沒理由不工作，所以倡議提高長者綜援年齡至65歲，特首更不動聲色放入財政預算案中通過。朋友說：為甚麼當了官的人智力便低了？羅局長智商160，低了都高過你和我。問題根本不在這裏。

羅局長教授出身，不會亂說話。大家讀一讀《100歲的人生戰略》（The 100-Year Life: Living and Working in an Age of Longevity）便知道，自1840年起，人類的平均壽命每年增加三個月，也就是每十年增加兩到三歲。二次大戰後出生的嬰兒潮世代（現在60歲左右）的人，可能平均活到90歲；他們的兒女可能活到接近百歲，而他們的孫子肯定是百歲以上的人瑞。現在局長說120歲的確有點超前，但及早提醒兒孫輩，亦是應有之義。

造成長壽的主要原因是收入上升、營養改善和醫療進步。由於體質改善，今天60歲的人不能與當年的老人相提並論，而可以繼續追尋夢想和感情生活。但同一時間，退休人士將面對漫長的餘生，如果沒預先籌備生活費用，長壽可以是一種咒詛。如果60歲退休，百歲人生意味要支撐40年的生活。單靠個人儲蓄（每月存10%收入），想退休時享有退休前收入一半金額過活，每人都要工作至80歲，否則政府和企業將要對市民退休保障加大承擔。由於出生率持續下降，年輕一代通過交稅撫養上一代的負擔越來越重，西方福利國家正陷入嚴重的財政危機。《100歲的人生戰略》建議大家打破「求學、就業、退休」的三階段人生規劃，要在退休後再求學、再就業，活出兩輩子來。

 長壽對基層不等於幸福

要造就這種幸福的百歲人生，必須進行多種社會改革。教育制度要向成人全面開放，政府和企業的招聘制度，要打破年齡限制，容許僱員進修後再就業。對個人來說，有伴侶分擔生活費用會更輕省地面對餘生，但長時間的相處卻是對婚姻的重大考驗，政府亦要加強鞏固家庭的措施。

對低下階層來說，這種百歲人生的討論其實非常荒謬。根據研究，低收入男性的平均壽命在過去20年間有下降趨勢。整體而言，富人的平均壽命比窮人多出12年以上。從事勞動工作的基層人士，身體容易勞損，患上重病亦只能長時間輪候公共醫療。「貧賤夫妻百事哀」，申領綜援人士往往亦無法依賴伴侶支援。給他們百歲人生，他們未必感激。正如政治學家霍布斯所說：人生艱難、殘忍又短暫。只有一種是比那種人生更糟：艱難、殘忍又活得很久的人生。

當林鄭用自己示範60多歲的人生如何充滿挑戰時，在基層市民眼中是多麼涼薄。政府當然有責任提醒市民要為百歲人生作好準備，但當教育和招聘制度未有改革，便向最無力步向百歲人生的綜援人士抽刀，這是何等冷血？我相信除了個別幾位司局長外，大部份特區政府的高官都是高智商人士，為甚麼他們都那樣缺乏同理心？除了因為沒有民主選舉，令他們無機會學習謙卑之外，制度內的制衡失效和傳媒日漸被收編，是否已產生出一種制度性的涼薄，讓誰掌握了權力，誰就會視民意為浮雲、口不擇言？

蘋果日報22/1/2019

好人一生平安？

佔中九子案開審前，有朋友送來「好人一生平安」的印章，心裏非常感激，但懷疑世道是否如此。上星期五晚，市民聚集於終審法院外，譴責律政司放生自己又放生689。但這位對着鏡頭反白眼、手指指的高官會care嗎？「有報應的！」市民如是說。但世上真是多行不義必自斃嗎？

吳靄儀曾送我《The State vs Nelson Mandela》一書，讓我參考1964年南非民權領袖曼德拉的叛亂罪審訊。書中曼德拉展現的勇氣固然令人敬佩，但那群辯護律師的下場卻令我感嘆善惡報應的錯亂。

此書作者Joel Joffe是這場世紀審訊的辯護律師，但走上這個位置完全是歷史的偶然。當時他正準備舉家移民，因為已忍受不了南非日漸淪落，社會充斥不公和暴力，而白人越來越對警政系統盲目崇拜。但在整理行裝時，舊同事Wolpe因曼德拉案突然被捕。此君一直熱心政治亦經常出任維權律師，Joffe對他牽涉其中並不意外。但Joffe律師行的主要合夥人Kantor卻是Wolpe的大舅，到處奔走營救。

事情發展峯迴路轉，Wolpe毅然越獄逃走。政府為將他緝捕歸案，竟然拘捕Kantor當人質。Joffe很清楚他這位合夥人從來不關心政治，說他參與叛亂完全是冤假錯案。更甚者，司法部門違反法律到他們律師樓翻箱倒籠查看客戶文件，令Joffe氣上心頭，因此臨危受命，為曼德拉及Kantor等被告辯護，希望還他們一個公道。

這是一個艱巨的任務。叛亂罪可判死刑，但曼德拉卻無畏無懼，甚至在庭上說民主和自由是他的理想，為此他已準備好獻上生命。不過，Joffe認為假若曼德拉和另外八位領袖就此犧牲，多年的黑人運動將受到沉重打擊，他抗辯的目標便是保存他們的性命。審訊一波三折，被告曾因控罪不合適而當庭釋放，旋即又在庭外被捕，控以其他罪名。在極其艱難的情況下，辯護律師指出控方並無確切證據指被告私通外國勢力叛國，而叛亂的指控亦缺乏細節、同謀者名單不清等等。在國際壓力下，曼德拉等人最終免死而被判終身監禁，而Kantor則無罪釋放。

功成身退，Joffe移居英國，其後成為上議院議員，但其他律師的命運卻不一樣。一位律師在審訊結束後被捕，控罪是領導共產黨而被判終身監禁。如果不是仗義為曼德拉等人辯護，他一早便可逃離南非。另一位律師在審訊結束後與家人到郊外度假，卻遇交通意外墮河死亡。

相反，當時千方百計要置曼德拉等人於死地的主控官Yutar，卻活到90歲。他在曼德拉當選總統時，還被邀出席就職禮，並在總統官邸與曼德拉握手。Yutar經常以此握手證明自己當年只是盡忠職守而非迫害黑人。曼德拉此舉當然是要展示復和的精神，但這些律師想到當年同伴的犧牲，怎不唏噓？

其實善惡從來不能以報應來論斷。劉曉波屈死獄中，心中沒有敵人；袁木享壽90，卻遺臭萬年。我認識許多內地的維權人士，他們只知按良知行事，明白禍福難料。這次我坐在被告欄中，看着庭內的辯護律師，不少是不計成本、仗義相守。好像戴啟思大律師，即使家人發生慘劇，在悲痛之餘仍出任大律師公會主席，捍衞香港的人權法治，都是源於強大的信念。

我其實相信好人一生平安，但這無關乎際遇的順逆，而是按良知而活換來的那份心靈安穩。

蘋果日報 15/1/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