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腳步聲喚醒沙堆裏的政府

行政會成員羅范椒芬在6 月18 日《明報》洋洋灑灑議論民主需要具備哪些條件，並引用熊比特1942 年的作品，指出政治人才、規限政治權力的範圍、專業的官僚系統和民主自制是關鍵所在。一個從政者突然書興大發，所為何事？

討論民主的社會條件曾經是上世紀中政治社會學的一個熱門議題，其中最著名的是Seymour Martin Lipset 在1959 年發表的〈民主的一些社會條件：經濟發展與政治認受性〉一文，被理解為要民主就先要發展經濟。這種視經濟為民主發展的「先決條件」（pre-requisite） 的理論， 令Robert Dahl 在《Polyarchy》一書中提出一道民主發展的「GDP 分水嶺」，指出不達到某個經濟水平，就沒有民主的希望。這種理論在六七十年代受到重大衝擊，因為不少南美洲以至亞洲國家在經濟發展至某個水平後反而出現民主倒退，而世上有一些如印度般的國家，即使經濟水平甚低，但仍能把民主建立起來，令政治社會學家不得不放棄「先決條件」之說。像Juan Linz和Alfred Stepan 這些民主研究權威，均認為市場經濟、公民社會、法治、政治社會（政黨與選舉制度）和廉潔有效率的行政系統只是「鞏固」民主的社會條件而非先決條件。缺乏這些社會條件，民主制度舉步維艱，亦未必能發揮其應有的效能。倒過來如果一個社會已具備這些條件，要維護一個威權政治、抗拒民主化，難度甚高。弄不好，將帶來深重的管治危機。

熊比特會從墓地裏跳出來嗎？

回到熊比特談的社會條件，亦應如是觀。他談的是民主制度建立之後需要的人才、文化和周邊制度的配套，而不是民主的先決條件。香港現在連「半民主制度」（semi-democracy）都不是—— 不單行政長官不是普選產生，有一半立法會議席仍是控制在功能團體手裏。在這樣的「四分一民主」（quarter-democracy）體制下，在議會內外不得不向政府施壓以爭取民主的時候，羅范椒芬竟借熊比特提出她對議會的觀點： 「議會應該有所克制、專注公眾最關心的事務，在回應民眾訴求之餘， 也要尊重專家的意見。行政與立法機關的權限要與社會承受政治鬥爭的能量相配……」她又認為大家必須學習自制， 「議員要抗拒令政府難堪的誘惑……爭取權益要守法」等。這些話在一個常態的民主制度下，不無道理，但當建制派一面壟斷權力，一面叫議員和公民學習自制，是否令人啼笑皆非？如果一個社會發展到連溫和民主派都以公民抗命爭取民主的時候，熊比特知道他的作品被用以勸人守法，他會從墓地裏跳出來嗎？

我們教學時用到熊比特作品，一方面是覺得他的理論對建立一個穩定的民主制度有參考作用，另一方面，亦藉他的理論來標示傳統的精英理論如何不合時宜。當人們視民主是「人民當家作主」的理想時，熊比特認為民主只不過是一套精英間權力轉移的遊戲規則罷了。既然人民選出了代表，便要讓道精英治國。議會不要動輒抬槓，公民不要事事問責，令政府疲於奔命。我想，羅范椒芬喜歡熊比特的理論，正是說出了她和許多建制中人的精英心態，甚至是對殖民地「精英共治」的眷戀。問題是懷舊與鄉愁，能解決當前的管治危機嗎？

傳統的精英理論不合時宜

西方在第二次大戰前後， 人心不穩，思考如何在民主與穩定間尋求平衡點是重要課題。隨着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經濟發展，西方民眾好像失去了1960 年代的政治浪漫，逃入安逸的私人世界中看電視度日。當政治精英們享受「公民自制」釋放出來的政治空間的時候，美國總統選舉的投票率卻從80% 跌至1980 年代的50%、對政府的信任持續下降、人們亦埋怨在兩黨制下的英美民主沒有為選民提供真正的選擇。不少學者思考如何激活公共參與去重建民主，縮窄政府與民眾的鴻溝。像德國社會思想家哈巴瑪斯便認為民主不單是投票選舉，還要建立一個公共領域讓公民以理性和真誠的態度進行對話，形成公論，影響公共決策。Bruce Ackerman 和John Fishkin等更進一步發展出「商議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 的理論和方法（和平佔中的商討日和港大的慎思民意調查都是源於此理論）。特別是互聯網和智能手機急速發展，網絡社會和全球化已經出現。Robert Putnam等留意到美國青年政治參與近十年有崛起的趨勢，他們認為911 事件和互聯網的出現令年輕人對政治敏感度大大提高。而Manuel Castells 認為網絡社會的興起不單令政府無法壟斷信息（從而無法壟斷權力）， 更因為其「去中心化」的形態（沒有穩定的領袖，沒有誰可代表誰），令政府要推動公民參與都有點無從入手，更不要說控制新的社會運動。

如果明白西方民主國家正努力地尋找如何應對網絡化的公民社會的公眾參與模式，便知道熊比特的理論如何不合時宜。如果連西方成熟的民主國家都面對如此嚴峻的挑戰， 香港那「四分一民主」的政治體制如何招架？懷舊與鄉愁只是鴕鳥哲學，我們不如承認我們在面對一個「政治懸崖」。我們已經具備了Juan Linz 所言的民主的社會條件，但我們政治制度卻將大部分香港人排除於外，令政府缺乏監督，亦缺乏社會支持。如果在這種情况下仍不在2017 年實行有真正競爭的普選，社會矛盾一定激化、政府無法管治。

中文大學在今年6 月進行一項民意調查，發現市民對民主發展、人權和廉潔的評價是回歸後最差的，但當問到市民是否接受近年社會運動或遊行示威愈趨激烈，結果卻是44%不接受、24%普通、30%接受、2%說不知道。驟眼看來，這調查顯示港人仍是頗為溫和。但只要我們對受訪者進行年齡分析，便看到另一圖象（見表）。統計結果發現，50 歲以上受訪者表現保守，接受激烈抗爭的只有24%、不接受的有52%。30 至49 歲的組群態度溫和， 接受的有31% 而不接受的有44%。但看一看18 至29 歲的受訪者，接受激進抗爭的已達42%，而不接受的則只有24%!

年輕的呼喊

民主浪潮在拍打我們的良知，年輕的呼喊在天星、皇后、政總以至畢業典禮上不斷迴旋。梁振英先生請不要只裝笑臉，羅范椒芬和眾「精英」們不要再陶醉在無謂的鄉愁中，埋怨人民不懂自制。七一遊行的腳步聲會把你們從沙堆裏呼喚出來嗎？抑或你們想人民把沙堆踏得紮紮實實，便可以安睡在自己幻想的管治宏圖當中？

陳健民
作者是學者、和平佔中發起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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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誤解與觀望中開展泛民初選

特首競選伊始，便有狼豬之爭的說法。其實在香港這種半民主體制下，什麼生物上台都不會有好下場。

董建華不是沒有願景和政策，他的「八萬五」、數碼港、中藥港等理念，不是止於空談，便是不切實際，或者最後被財團綁架。簡單來說，他的施政衝不破三重門：公務員不合作、議會抬槓（即使建制派有頗穩定的票源，但卻缺乏認受性）、與社會脫節（缺乏合作伙伴，無力招架傳媒和公民社會的壓力）。許多人以為換了有管治經驗的曾蔭權當特首，情况會徹底改變，結果是他由上任時的75%支持率變成最近的71%反對率。因為實行高官問責制，三重門似乎打開了第一關，但香港始終未實行政黨執政，任命副局長和政治助理的人選和薪酬缺乏規範，引來重重爭議。在議會層面，除了去年政改與部分民主派有突破性合作外，「親疏有別」的格局與董建華時代無異。為了避免爭議，政府提交議會的法案數量持續下降，反映不作為心態。在社會層面，曾蔭權曾揚言要官員「走入群眾」，結果是雷聲小雨點更小，最終落得澳門的管治水平，用派錢的民粹手段換取平穩渡過任期的最後歲月。
要打開施政三重門，必須走上普選和政黨政治之路。以為梁振英有政策理念和唐英年性格隨和便能走出香港管治的困局，是天方夜譚。但假如特首選舉就是唐梁之爭，彼此都會迴避敏感的政制問題而糾纏於土地、房屋、內地孕婦來港產子等政策。2007年特首選舉時，曾蔭權所以承諾要「玩鋪勁」、「終極解決政制問題」，與公民黨梁家傑成功參選、透過電視辯論向曾施壓有關。現在泛民要派人參與2012特首選舉，原因亦只有一個，便是要透過辯論將建制派逃避的問題帶入公眾的視野，直面政制和壟斷的問題。
為了推舉一位有公信力的人物代表泛民出選，避免惡性競爭分薄票源，泛民將在1月8日舉辦「初選」（primary election）。初選亦可稱為「直接初選」（direct primary），是由政黨的支持者直接為政黨選擇候選人。初選最早（19世紀末、20世紀）在美國實行，目的是改革黨內少數領袖把持提名權力的局面。美國不同州採取不同初選方式：「封閉式」只容許該黨黨員投票、「開放式」則任何成年公民不分黨派均可投票、「半開放式」要求選民在投票前聲明為該黨支持者。是次初選採用開放式，任何18歲或以上香港永久居民均可選擇何俊仁或馮檢基成為泛民特首選舉候選人。
這次初選採用混合計分方法，投票結果和民調結果各佔一半比例計算。原因是香港不像美國和阿根廷般有初選法和政府資源的支持，單靠政黨和民間團體推動，能夠動員選民人數總是有限。此外，以民調為初選機制亦有先例：台灣民進黨的提名規範已修改了近20次，愈來愈傾向參考民意調查。上次台北市長選舉中，國民黨亦採取「三分黨員、七分民調」的計算方法。香港這次泛民初選可以說是混合了美國重選票和台灣重民調兩種模式，希望嘗試創立制度，為2017年實行特首普選作準備。
由於初選是新生事物，難怪有些親北京報章表示懷疑態度。連民主歷史悠久的法國，也是去年才有反對派舉行首次總統候選人初選。由於沒有法律和政府資源支持，選民還要在投票前繳付一歐元。可見全球初選林林總總：從封閉到開放、單一到混含、正式立法與動用國家資源到純政黨純民間。對此制度未了解之前，各方不單不要亂扣帽子，更要認真想一想：如果2017真正如中央承諾實行特首普選，建制派要不要推動初選？這個星期天不如一起虛心學習，如何為未來民主香港建設一個新制度。

回應黃國鉅 “威瑪青年與香港青年——與陳健民商榷- 香港雜評”

感謝黃國鉅於9月26日明報回應我早前於同報寫有關不安世代與威瑪文化的文章。黃文雖是與我商榷，但我卻贊同文內不少論點。此話怎說?

先談 Peter Gay這本書。我最早讀這位耶魯歷史學家的作品是 Freud: A Life for Our Time。後來再發現他著述有關佛洛依德的書還有好幾本。Weimar Culture: The Outsider as Insider是他1968年的作品，明顯是用佛洛依德的思路套入歷史，當然像任何的學術作品一樣引起爭議。他以表現主義作為一種「弒父」的時代精神，反映年青人對舊世界的不耐煩; 而用父親的復仇來形容「新客觀性」 (黃認為譯為「新事物性」較佳) 思潮的興起，標誌著理性和漸進思維對熱血和狂亂的回應。此書期後再版時，Peter Gay並無作出改動，恐怕他覺得這種詮釋還是有其意義。

我們以古鑒今，自然得出一系列可比較與不可比較之處。我寫「不安世代」一文時，基本上就肯定了黃文所指，今天青年人是面對一個閉塞的制度進行抗爭，與在民主政制下的德國青年關注的議題自然不同。但兩個時代相似之處，是年青人對舊有的政治秩序、倫理、組織和人物表現的不耐煩，走向激進。但因為歷史上許多革命激情帶來的是事與願違的後果，覺得自己有責任提出忠告。

我對近年的保育運動一直持正面態度，好像保衞囍帖街的青年參與、居民與專業人士提出「民間啞鈴方案」等，我都認為是有節有理的群眾運動。但在政改一役中，我目睹部份人士將公投運動「圖騰化」，漠視泛民內部的溝通和學者提出的種種質疑，强行上馬之餘更以此作為政治道德的分野，不禁令人警惕政治「原教旨主義」的興起。因為我相當了解民主黨和普選聯成員在開展對話和爭取顛覆傳統功能議席付出的努力，當我讀到一些青年導師以血思考的言論和親歷群眾瘋狂咒駡一些泛民前輩，難免令我夢迴威瑪共和。

因為以前已寫過不少分析香港民主化必須要在「施壓」和「減低改革風險」兩者取得平衡的文章，不想在這裡重覆 (如練乙錚所說)「兩翼齊飛」的觀點，去反對單講抗爭哲學。但如果可以讓我再「胡拉亂扯」，我會談到我們國家的歷史。林毓生寫的【中國意識的危機】讓我們看到和威瑪共和一樣燦爛奪目的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另一面，便是「徹底反傳統」的思潮。這種思潮背後是一種强烈的焦慮感，令最終所有的改良思想必須讓步。陳獨秀如何由原來提出「德先生」的五四悍將，最終成為中國共產黨創始人這段激進化歷史值得我們好好細味。這也是關係到我們如何思考今日中國和香港的問題。

在兩翼夾擊下耐心打造民主 ——回應馬國明的批評

九月六日我在此欄發表一篇【不安世代與威瑪文化】，借威瑪共和下年輕人的躁動反映一個不安的時代如何生成兩種文化心態 – 表現主義和新客觀性，而最終因為對民主制度失去耐性而走上民粹之道，引來更大的悲劇。寫文章的原因，當然是希望香港在同樣不安的氛圍下，保持清明的頭腦。

Peter Gay認為納粹老早就打年輕人主義，尚未有投票資格或馬上就有投票資格的年輕人都是強大潛力的支持者，這兩批年輕人都渴望行動 – 任何激烈的行動。而只要看一看走中間路線的社會民主黨的黨員組成，便發現只有8%是在二十五歲以下 (1930年數字)，可見斷層問題的嚴重。年輕人都搶先投入到熱血的右翼陣營。

但年青人的躁動只是結構衝突的表徵，戰敗的民族屈辱、失業通賬、初生的民主制度設計上的失誤(行政立法過度相互制衡)造成的政局不穩，才是不安的來源。威瑪共和結束後流亡海外的法蘭克福學派學者佛洛姆則認為，造成德人 “逃避自由”更根本的原因是 “兩個革命” 令人失去了安全感，轉而在民粹和民族主義中尋求一種虛假的結合。第一個是伴隨著資本主義而生的工業革命，使人在傳統農業社會的集體生活中解放出來，卻在異化的工廠和疏離的城市生活中變得孤立無援。第二個是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將人從舊有的天主教會釋放出來，憑自己的信心直面上帝。新教要求人對上帝更徹底順服，無形中人易於被權威控制。

對於這些結構衝突，馬國明 (見9月12日明報文章)或者認為當年社民黨能夠支持而非鎮壓羅莎盧森堡在一九一九年發動的工人起義就能將問題解決，亦能避過期後納粹主義的興起。不過革命亦要有客觀條件，社民黨的支持是否就能促成真正的社會主義革命，有待歷史學家爭論。即使羅莎盧森堡的理論肯定「自發性」的重要，不少學者認為她根本不贊成那場冒進的起義，只是革命既然發生了就不得不支持到底。而我相信有更多人和我一樣懷疑: 即使那場革命成功了，就能解決上述結構問題嗎? 羅莎盧森堡雖然批判俄國的布爾什維克政權，但她始終相信要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從期後蘇聯和東歐各國的經驗看來，革命更有可能為德國帶來一個反民主的國家社會主義政權!

今天回顧歷史，發覺當時冒起的“新客觀性”思潮實在值得欣賞。那些學者和文藝工作者一方面理解到人們浮躁不安的合理性，卻頂著情感澎湃的叛逆風潮，忠告大眾: 除了耐心地打造民主制度，並以漸進的方式建立社會主義，別無他途。只是理性的改革思維能戰勝左翼革命思想，最終卻敗於右傾的民粹主義。

我非歷史學家，但讀社會學的人難免思考那個孕育我們學科的威瑪時代。而我深感在後工業時代的香港，年輕人不單面對所謂經濟轉型失敗的創傷，而是整個經濟體系的不穩定性 (連公務員都是合約制，在企業工作更是顛沛流離)和後現代家庭的土崩瓦解，佛洛姆所言的安全感缺席就更加嚴重。亦即是說，今天有更佳的土壤生成民粹主義，我們怎能不時刻警惕?

馬國明既認為社民黨企圖在資本主義內透過民主方式建立社會主義是要不得的 “修正主義”，亦是威瑪共和核心問題所在，對民主黨和普選聯的漸進改革路線怎不痛恨? 更何况民主黨究竟有幾多社會主義的理想亦是一個疑問。對此，我只能夠說，大家的agenda其實不同。最少我認為目前最重要的是打造民主制度，其他都是後話。在民主運動中，左中右的社會思潮都有。

不過馬國明的批判最少讓我們看清今天在香港走温和民主化路線，要面對的是怎樣的一個形勢。在這條路線的右面，是基於貪婪或恐懼而擁抱特權的人; 而在這條路線的左面，有部份人關注的根本不是民主制度建設的問題，或者說相對於動員群眾向資本主義宣戰來說，民主化是次要的。而那些批評民主黨妥協太快、爭取的空間不夠等的論者，其實都是在中游地帶。

我們活在不安的世代，但需要的卻是一步一脚印爭取民主，然後以更大的耐心打造一個能實踐分配正義的制度。走在這條路上，要防左又要防右，與兩翼要對話亦要辯論。“真正的進步端賴木匠按部就班的工作，鐵匠拿着鐵槌不停敲打，還有商人的仔細算計等等。這些人才是真正的革命者。”新客觀性論者如是說。

明報．2010年9月21日

公投成敗 對溝通對話影響不大

　早前有學生在本版呼籲我支持公投運動，作為老師的我自然覺得應該回應。只是投票在即，實在不想在泛民中再次引起爭議，唯有擱筆。現在公投結束，投票率強差人意，在互相指摘的氛圍下，恐怕亦非冷靜檢討運動的時候，容我只概述我對這次公投的看法。

　不少學者早已提出變相公投因複雜的技術問題可能帶來的風險和反效果，而從「5區請辭」到「全體泛民總辭」涉及到更深刻的「街頭vs.議會」路線問題，事體大，理應在泛民中有充分的討論才作決定。公社兩黨行事是否太過獨斷，大家有目共睹。最令我心寒的，是運動支持者將公投「圖騰化」，將精力花在於泛民中「獵巫」而非團結大多數的市民，這種缺乏寬容精神的民主運動，帶來的是撕裂與民粹，恕我無法認同。

　投票率偏低 可以是有弊有利

　很多人關心投票率的高低如何影響普選聯與政府的談判。普選聯從來未就此問題正式討論，我只能說說我個人的看法。愚見認為在雙普選的爭論中，各方已對一些問題達到共識：香港大多數人渴望早日實現民主、香港已具備民主化的條件、民主要在基本法框架內發展等。但對於民主化會否產生一個與中央對抗和偏重福利的特區政府，分歧仍大。如果這次變相公投投票率高，當然有助再一次向中央說明港人對民主的訴求，但卻無助收窄分歧，基本格局不會大變。而投票率高亦可能令一些泛民議員在亢奮中抬高叫價，令雙方妥協空間收窄，不一定有利談判。由此看來，現在投票率偏低，亦可以是有弊有利。當然大家最擔心的是中央會否誤讀公投結果，認為港人已放下普選訴求，減少了普選聯的談判籌碼。不過我估計中央應掌握到，許多港人沒有投票是因為不認同公投的做法或者是不屑社民連的激進路線。只要看一看庇理羅士老師言論產生的迴響，就知道香港一天沒民主，市民都會繼續向當權者詰問。

　據我個人所知，中央在考慮是否與普選聯對話的問題上，早已排除了公投成敗的因素。現在大家都理解到民主化問題是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必須化解。普選聯認識到中央在五部曲中的關鍵，中央亦承認港人的民主訴求和民主黨在特區管治中的特殊位置，不坐下來談是沒有出路的。50萬投了票的市民要求的是落實真普選和廢除功能組別，看不出公投結果是如長毛所言，不贊成普選聯繼續對話之路！

明報．2010年5月21日

知難而進：選擇對話是要對歷史負責

特區政府於4月14日發表了政制改革修改方案後，大家對方案的內容都十分失望，而且覺得對話才剛開始就被打斷，大有給打了一記耳光的感覺。隨之而來的，有嘲笑普選    聯太天真、太傻，是一廂情願要嫁入豪門的小女星，亦有勸喻普選聯回到「與法西斯政權抗爭到底」的路上。面對這樣的形勢，我們必須思考，在對話以外，我們是否能選擇一條更好的路線？

三條民主化的路徑和當代經驗

今天我們處於歷史上的第三波民主浪潮，從上世紀70年代中至今，已有超過六成的國家實行民主政制，這是歷史上從來未出現過的高位。研究此浪潮的學者發現，當代民主化主要沿著三條路徑發生：

1. 從下而上以人民力量推翻專制政府；

2. 從上而下由政府內的改革派推動民主化；

3. 上下互動由政府內的改革派與反對力量的溫和派在長期鬥爭後，以對話和協商方式帶動民主化。

以革命帶來民主的國家往往是貪污腐化和嚴重違反人權，人民持續抗爭甚至武裝起義，但最終的成功有賴統治集團（特別是軍方）的分裂。而由政府推動民主化的國家並非沒有反對力量，只是建制內的改革派處於強勢，他們或者因為不想再用高壓統治加深社會矛盾，或者因為對自身信心十足，便主動開放政權。而以上下互動的方式民主化的國家，都是因為人民力量不足以推翻專制政權，而建制內的改革派又不願意啓動民主化，雙方僵持不下、造成內耗，最終要以協商談判方式解決問題。學者發現當代只有少數國家是單靠人民力量成功爭取民主，絕大多數是通過後面兩種方式實現民主的。而我個人的判斷是，香港較接近上下互動民主化的處境，因為我們缺乏持續劇烈抗爭的條件，而中央和特區政府亦欠缺推動民主的決心，必須要在又拉又推的過程中進行改革。

對話的條件和過程

互動型的民主化要能成功，有賴建制內的開明派和反對派內的溫和力量對形勢有新的認識。開明派明白到不可能消滅反對派，如果不進行談判，反對力量只會變得更激進，開明派便會在建制內承受強硬派更大的壓力。而溫和民主派    要認識到反對力量的局限，必須借助建制內的開明派去推動改革，因此要適度調節抗爭行為，創造對話條件。建制內的開明派和溫和民主派最難轉換的思維，是把對方視為政改中的伙伴——因為在整個政治光譜中只有他們還有一絲希望達成協議，建制中的強硬派和反對力量的激進派只會鬥個你死我活。因此，開明派與溫和民主化必須採取步驟鞏固對方的政治基礎，而非習慣性地互相抬槓。

南非的經驗

許多人都對當前的局勢感到沮喪，但今天的香港應該不比1985年的南非來得惡劣。那一年，黑人解放運動領袖曼德拉已被監禁了22年，黑人繼續武力抗爭、國際社會繼續制裁南非、白人卻仍牢牢緊握政權，一切好像已失去希望。但亦是這一年，曼德拉寫信給白人政府，要求就南非的前途進行談判。談判的過程是漫長和艱巨的，至1993年多黨論壇達成普選的共識，前後用了8年，中間因為雙方互信太低，大家都希望對方先行一步而陷入僵局。此外，建制內的右翼分子和黑人中的一些族群亦策動各種衝突令談判幾乎崩潰。但曼德拉清楚認識到鬥爭是為了談判，既然上了談判桌，就不會隨便退回到暴力鬥爭的道路。因為他堅定的信念、適時調節抗爭與對話的策略，令南非走上和平民主化之路。如果連種族仇恨深重的南非都可以做得到，誰敢說對話不能為香港帶來民主？

香港的處境和歷史的抉擇

普選聯已發表了政改建議方案，除了符合普及與平等原則外，方案更充分尊重基本法和人大常委的決定，而且為工商專業界提供均衡參與的機會。普選聯更透過各種渠道與建制派、特區和中央政府溝通，釋出善意。但政府在宣布一個令人失望的修改方案，普選聯唯有呼籲市民在5月2日上街。假如北京    沒有進一步的回應，對話在這階段便告失敗。

我是主張在充分修改現有的政改方案下，再加上對終極普選的進一步說明，盡量通過方案，為的是開啟泛民與中央政府的良性互動，解決更艱巨的政治問題。但如果現時的修改方案便是最終方案，普選聯唯有建議泛民否決議案。有來自北方的朋友問我，難道拉倒方案會更有利於促成普選嗎？我當然不希望見到再次拉倒的局面，我相信拉倒後整個社會將陷入一種絕望的情緒，各方互相指摘，市民會對政治更加厭倦，普選聯一些黨派被迫走向激進，年輕一輩的社運分子會更投身情感政治，甚至暴力，香港的管治困境就更深重。這樣的處境對民主化是好是壞？我們的知識未能提供我們一個水晶球，但的確有可能是當管治徹底潰爛時，各方才認識到必須用對話來解決問題，此之謂「物先腐而後生」。但這並非我們願意見到的。我們能夠做的，是在這一刻開拓一條帶來最少創傷的改革之路，那就是通過及早對話，促成這次政改。

對話是艱難的，普選聯現在是知難而進。我們沒法預測結果，但我們只知道走上這條路是對歷史負責任的決定！

（按：本文為4月25日普選聯團結大會上的發言）

明報．2010年4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