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上的風景不一樣

A man (R) takes a photo of fellow hikers on top of Sharp Peak overlooking a bay in Sai Kung Country Park, Hong Kong on December 29, 2013. The World Wildlife Fund (WWF) along with 20 other groups formed in 2013 a coalition to lobby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to protect the southern Chinese territory’s 24 designated country parks from business interests seeking to use parts of the land for housing purposes. AFP PHOTO / ALEX OGLE / AFP / Alex Ogle

 

走完樂施會毅行者100公里後，我們為支援隊辦了一場小小的慰勞宴。席上，陳淑莊喝得半醉，談到由練習50公里時信心盡失，到最後在40小時內衝過終點一剎那的興奮。蔡錦源導演接着說，大家本來都看淡區選，擔心民主派大敗，但毅行的經歷卻讓他相信奇蹟，所以當天行完之後第一件事便是在網上呼籲投票，結果是vote Tree Gun out（投票令鍾樹根落選）。鄧偉棕律師回憶收到我毅行邀請時猶豫了兩個星期，因為他是行山老手，知道一口氣走完十段麥理浩徑是一個瘋狂的概念。但這段日子看着我這個書生一步一步走過山頭，亦只有相信意志會超越極限。

事實是我第一次練山後，膝蓋劇痛，參加鄧偉棕律師行週年晚宴，坐了兩小時後便站不起來。這全因年少終日奔馳於球場，膝傷未癒又匆匆下場。到美國留學，在冰天雪地我仍是駕着單車在寒風中前進，結果得了風濕關節炎，回港後一直靠藥物應付雨天的挑戰。雨傘運動後，沮喪氣氛瀰漫，為了給自己和同路人打氣，我決心毅行，希望以突破自己的框框來激發大家對前路的想像。

我們名為「民主毅行隊」，自然與2014年6月陳日君樞機為了推動民間公投而發起的「民主毅行」有關。那幾天我和蔡錦源帶着一群佔中義工通宵行走，為的是鼓勵自己和日間毅行的朋友不屈不撓向目標進發。但談到往山上走，卻緣於2014年8月17日由周融帶頭的反佔中大遊行。當時我在維園的入口，看着群眾穿着各式制服魚貫入場。最神奇的是一些南亞裔人拿着某某同鄉會的招牌，興高采烈地「保普選、反暴力」。我看到維園球場被齊整的隊伍塞滿，在激昂的音樂襯托下，氣勢如虹。但遊行開始後，有些老人家在離開維園後便陸續散去，在灣仔所見，遊行隊伍已潰不成軍，說好了在中環舉行的獻（木棉）花儀式也就草草了事。
很明顯，維園（而非中環）是這些愛國團體點算人頭、向北京交待的地點。對於不同種裔，甚至為了來港「鳩嗚」（購物）的遊行群眾，這是他們向組織交待、收取「課金」的地方。每年七一遊行，路上的人是愈走愈多的，因為他們是向自己良心交代，而這次反佔中大遊行，人是愈走愈少的，因為他們只需要在起點向組織交代。這種用金錢利誘的動員，在之前反佔中簽名運動中已是彰彰在目。周融等人不單盜竊和平、民主之名，更容許重複簽名吹噓百萬之數。而特首梁振英和林鄭月娥、高永文等一眾高官竟以「個人名義」參與簽名，政治倫理喪失至此，夫復何言？

 

為義受逼迫，亦不能喪志
幾乎同一時間，《主場新聞》被迫停辦，創辦人蔡東豪在告別讀者時說他誤判、他恐懼。東豪是我們「佔中十死士」之一，性格堅毅爽朗，他走到這一步一定經歷極嚴重的威脅。他沒有向我道明原因，卻在面書說只能靠走在山上重新得力。那是多麼鬱躁的一個夏天！目睹反佔中運動用金錢堆砌民意，朋友勸我辦一場「反反佔中」遊行，我卻不想在沼澤與周融摔角。想到蔡東豪的遭遇，我決定舉行一次「民主登高」，由香港公園走上太平山頂，希望同路人向高山舉目，不被當下的霧霾所困。我和余若薇寫了百計的「莫忘初衷」、「決志佔中」等紙條放入盛了鹽的小樽給參加者做紀念。在烈日下，我看到李柱銘、莫乃光來來回回為參加者打氣、戴耀廷撐着手杖勉力前行、卿姐呼天搶地訴苦、邵家臻抽筋、鄭宇碩教授被送往醫院治療。但聽了朱耀明牧師一篇「登山寶訓」，我希望大家明白到即使為義受逼迫，亦不能喪志。

山上的風光的確與山下不同。有一次港台《鏗鏘集》約我上獅子山談雨傘運動的得和失。那天本是風和日麗，卻見遠處一團烏雲突然飄來，大家都被暴雨淋到濕透。我想，山下不少人此刻一定也被這急風暴雨弄得驚惶失惜。唯一分別的，是我看到烏雲背後是一道陽光，知道這只是驟然的風波。我看着雨雲從東面一直向西進發，預視着人們即將要經歷的暴雨和陽光，忽然明白山上的空間和時間與山下是不一樣的。怪不得神話裏説山中一日，山下千年。

當然，在民主路上要看到更高更遠，靠的是閱讀和思考歷史。只要讀過台灣如何從白色恐怖、美麗島事件、黨外參選遭受迫害、野百合運動反萬年國會，一直到國民黨解除報禁、黨禁、結束動員戡亂時期，便明白到民主長路漫漫，不會說雨傘運動不能立即爭取到真普選便是失敗。只要讀到曼德拉由非暴力公民抗命，轉而武裝抗爭二十多年無功已還，最後敢於提出對話談判將南非帶向民主和種族平等，便明白到抗爭策略要因時制宜，不能説談判便是出賣。香港民主運動領袖要學習的，是如何靈活運用抗爭和對話的策略，在對話前建立道德力量去駕馭激進派「拆大台」的衝動。讀一讀金大中如何在軍政府手中死裏逃生，仍然無畏無懼，便明白到他如何能夠在南韓學生暴力抗爭的風潮中，帶領朝野談判而非革命方式促成民主轉型。即使革命，40年來由菲律賓的人民力量、到東歐的天鵝絨革命、到前蘇聯國家的顏色革命，以至北非、中東的苿莉花革命，往往不是以武裝衝突促成，而是以非暴力的抗爭，取得民眾以至建制內開明派的同情，最終造成軍方的分裂。明乎此，在香港談勇武、談革命如何能擴大民主運動的群眾基礎，必須有詳細的論述，而非單訴諸一時的情緒。

走在山上，對爭取民主的人來說，為的是砥礪精神、提醒自己不被一時的風雨所困。要走到終點，始終靠我們的歷史視野、因時制宜的判斷和面對專制政權的威嚇時，無畏無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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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行衝線

大帽山那段路風特別大，瑟縮中穿過重重濃霧，一步一步走到山腳的支援站，腳趾已失去知覺，原來已走了32小時。見到來支援的家人、朋友很是安慰，但除了想睡以外，甚麼都不想吃。躺下來，用風褸把頭蓋著，聽到他們用最關切的語氣表示擔心，突然想哭起來。是因為過度疲累，抑或是從佔中運動起一直讓他們擔心而內疚？我也不曉得，只知道稍休之後，咬著牙關也要完成最後兩段麥理浩徑。

11月20日超過5000名樂施會毅行者在北潭涌起步。我們用了七個月時間準備，心情異常興奮。隊友鄧偉棕律師卻憂心忡忡，怕狀態欠佳拖累全隊。我卻相信一位朋友的說法: 臨場分泌的腎上線激素會戰勝一切。的確，在人山人海中，許多來自大陸NGO的朋友和我握手拍照，互相問候。有人說我走在毅行者中間是今年的一道風景。我又看見許多人為陳淑莊打氣，叫泛民在區選和民主路上加油。走到山上稍休的時候，有参加者說看到我的行山文章所以要走毅行。有一位檢查站的總指揮和我們每位隊員握手，說特別想為我們民主毅行隊打氣。在這種鼓勵下，狀態怎會不好？

更難得的是鄧偉棕的老友 Albert Pang、傳道人陳建榮、玩音樂的發仔、米報的 Shirley和Blanco、李律仁大律師、曾子晴大律師、漫画家馬龍、金佩瑋和許多在綱上報名的朋友分段陪著我們走完這100公里。他們或者幫忙背上水樽、或者在疲倦時和我們談天說地，讓我們在不知不覺間跨過了雞公、牛耳石、針、草、帽這些山嶺，在漆黑的大欖涌水塘邊一直走向終點。在水浪窩和大帽山郊野公園，我的家人、朋友、學生和以前中大公民社會研究中心的同事，更是悉心提供支援。黃德生和他太太為每個隊員送上熱毛巾、讓我們喝熱棘棘的羅宋湯、吃手造麵包….。有朋友為我們按摩、更換頭燈電蕊、取走汚穢的衣服。最後有人送上一杯即磨的 double expresso，怎不令人感動？

因為這些鼓勵和支持，我們愈走愈快。以往下斜坡時我要靠手杖減少膝頭壓力，這次我卻收起手杖，一口氣跑下山。第一個晚上低頭頂著馬鞍山脊的疾風走下昂平時，只是零晨一時，比原定時間快了兩個多小時。我叫在附近休息的參加者把頭燈關上，一起抬頭看天。在最後一盞燈關掉以後，看見繁星點點，照耀穹蒼，這是多美好的時刻! 走到昂平高原，雖然毫無睡意，但看見支援隊的朋友已在一片清幽的草地上紮營，卻樂於躺下，閉上眼睛，聽著山風一下一下打在帳幕上，很是安祥。

麥理浩徑的最後兩段多是平路，從荃錦坳經田夫仔和大欖涌水塘便可達終點，理應沒有難度。但走了三十多小時後，不單腰酸腳腫、精疲力盡，我還意外地掉失了護膝束帶，結果一步一痛楚，勉力前行。到了第九個檢查站，我必須到醫護站包扎雙膝，祈求能順利捱到終點。在漆黑中，我閉上眼睛，感恩這兩天涼快的天氣讓蔡錦源導演沒有中暑、鄧偉棕沒有像上一次練習般因視力問題跌到皮開肉綻。我更感恩這次毅行讓我克服了許多心理障礙，我是滿有信心完成這次毅行。我看看手錶，發覺比原定的45小時目標，我們快了差不多5個小時。如果我能加快步伐，能否在40小時內完成全程？

這個「犯賤」的念頭，令餘下的每一公里都頗具壓力。每次想加快腳步，都覺得腳趾已經脫落，不受意志指揮，令人沮喪。走到大欖郊野公園近出口處，突然聽到一大群人在叫「我要真普選」，譲我整個人清醒過來。原來是黄洪教授、陳祖為教授和我的家人、朋友、學生在為我們最後的一公里打氣，然後一夥兒在亢奮的氣氛中衝過終點。時間是39小時54分，是我們第一次毅行的紀錄！

回家路上，陳祖為讚嘆我神智仍然清醒、心情無比愉快。的確，我為自己能夠克服膝患和心魔、腳踏實地做不可能的事而感到興奮。我更感恩每位支援的朋友、捐款的市民和每一個在路上為我們打氣的毅行者，是你們讓我腎上線激素增加。陳祖為問我會否再走下去？我想起這次毅行的初衷，是希望在沮喪的氛圍中為自己和雨傘運動的同路人打氣。我也想起「和平佔中」第一次記者招待會，三子說我們都是普通人，踏出第一步是要引發迴響，令更多人走上佔中之路，做個真正的公民。我希望我的毅行歷程，亦能鼓勵更多人戰勝恐懼、敢於夢想，向高山舉目。

如何克服腳痛與疲累?

這是最後一次集訓，晚上7時由北潭坳起步，跨過牛耳石山、雞公山、馬鞍山、大老山，黎明到達沙田坳道，再爬上畢架山、針山、草山。因為時間不足，我們沒有攀上大帽山便下到鉛礦坳，日暮西山、精力殆盡。

想一想，夜半在馬鞍山上捱過風雨，正午在針山無盡頭的梯級被烈日暴曬，最終能安全完成已是萬幸。睡了14小時，醒來時感到右膝疼痛，但比對第一次集訓後全身癱瘓的感覺，真是微不足道。究竟我是如何克服多年來的膝患，走上毅行之路？

首先必須注意適當的設備。一對專業的行山鞋能減少腳板和膝蓋的壓力，鞋頭硬度更要能抵禦落斜時與石頭的撞擊。一對厚襪除了減少腳板的磨擦外，亦可卸去部份壓力。我最初在膝蓋與大腿肌肉間還貼上醫療膠布，用以固定膝蓋位置，減少擺動磨損。後來為貪方便，只在膝蓋下面套上束帶，效果亦頗理想。手杖更是不能或缺，特別是落山時用雙杖可卸去對膝頭的大量壓力，亦減少失足的機會。只是要注意過度依賴手杖時，肩膀肌肉會勞損，甚至扭傷手腕。

行山的姿勢亦有要訣。步伐細密比起大踏步會減少膝頭壓力，走在泥地和草地比起踏在石板路又會少許多壓力。所以除非天雨路滑，一般我們寧願走在石級旁的爛路。在不行山的日子，我會吃補充葡萄醣胺的食品，亦會踏單車機強化膝部和腿部的肌肉。其實物理治療師多年前已教了我幾個有助解決膝痛的練習，但往往是一暴十寒; 直至遇上毅行者的挑戰，才認真鍛練起來。現在去到那裏，見到樓梯便會爭取練習的機會，有時甚至從大學的山腳走到山頂去吃一碗麵條。

毅行日快到，真正令我擔心的，是睡魔的問題。過往兩次集訓都是通宵行走二十多小時，睏的時候，全身乏力。但疲倦的時候胃口全失，連乾果、麵包都不想吃，更不要提我很討厭的 energy bar，如何恢復精力？ 這次上草山前，隊友見我步伐蹣跚，建議我喝罐 「紅牛」 。這東西我見學生趕論文喝得多了，想不到臨急抱佛脚下我也一飲而盡，結果仍然是在半夢半醒的狀態下攀過此山。

我聽聞毅行者走到最後兩段(從大帽山腳經過大欖涌水塘到大棠終點)，由於體力不支，會出現各種異象。他們都說這段路雖然平坦，卻是環繞着「迷幻水塘」，行行重行行，永不休止。有朋友是邊行邊睡，卻突然驚醒，質問自己身在何方？這樣的問題在幾小時中問了百多次。有朋友說看見明月皎潔，突然間樹葉都轉成白色，如在蒼茫雪地。有朋友說見到有人泛舟水塘上，如蒼海一粟。聽過種種幻象後，我真擔心能否神智清醒地走畢全程！

但毅行者的精神，是相互砥礪、克服困難。陳建榮傳道人、李律仁律師和一些行山健將，已承諾分段陪行。但到了最後兩段，我們希望有更多認同民主毅行的朋友能給我們支持。我聽聞有些毅行者是靠朋友左右參扶才走完這段路，但亦有靠朋友打打氣、談天說地，不知不覺間走到終點。但願香港的民主路亦是如此！

 

 

有興趣陪行的朋友，請帶頭燈/電筒、水、乾糧，估計20公里路要走8小時。

集合時間: 11月21日晚上11時左右

集合地點: 大帽山郊野公園小食亭附近

查閱詳情

信心低谷

因為港大否決任命陳文敏事件、因為區議會選舉撞區的問題，走這段山之前，內心充滿憤怒和煩擾。沒有充分的休息和準備，終於「撞牆」。

這段是麥理浩徑１至５段，起點北潭涌、經萬宜東霸、大浪西、北潭坳、上牛耳石山、雞公山、馬鞍山、大老山，以沙田坳道為終點。颱風過後，風光明媚，卻崎嶇難行。早上11時起步，萬里無雲，水塘像塊藍寶石。輕輕鬆鬆走到大浪西灣，在士多一面吃餐蛋麵、一面聽老闆投訴說政府要在這裏建美食廣場。喜歡野外的人，當然覺得無需要在這裏吃義大利餐，不過我們怎懂得這個「適度有為」的政府的思路?

往咸田路上，陪行的Shirley (民主毅行隊logo設計者）退出，跑馬拉松的她終於明白行山涉及的是另一組肌肉。黄昏前，風雲驟變，踏過亂石和泥濘，到達北潭坳與另一陪行的陳和順博士會合。此君是温和民主派，但談起這個政府比我還燥。幾年前他行過毅行，上次陪我們夜登八仙嶺，卻因為「戰靴」擱置太久，鞋底被石頭磨到飛脫，勉強下到山來。這次他買了一雙新鞋，準備和我們奮戰到天亮。

但今晚牛耳石山和雞公山份外磨人意志。上山的斜路好像沒有盡頭，明明已經走到平路，竟又是另一段上斜的開始。平時我不喜歡問廖洪濤教練甚麽時候會到達山頂，因為他總是說: 「很快、很快」，然後你會在無盡的石梯中加倍失望。這回我竟問起這問題來，可見意志已隨身體變得脆弱。接近午夜，我們終於走到水浪窩，看到來支援的朋友份外感動。有人幫忙換頭燈電蕊、有人代處理背囊裹的垃圾，枱上還放滿熱湯、手工麵包、燒鵝、燒肉。但這刻的我卻失了胃口，只是那蕃茄薯仔瘦肉湯太過吸引，三碗過後，覺得很是幸福，重拾精力梳洗和療傷。和大小腿按摩完、脫下鞋襪，發覺腳板底滿是水泡。陳淑莊建議我用膠布將每隻腳趾都扎好，再穿上新襪。不好意思告訴她的，是兩股磨擦太久也開始發痛，我更需要的是凡士林。

我看見蔡錦源導演在長椅上休息，正想照樣躺下時，教練說我們已休息了接近一小時，必須馬上起步。怎麽會是一小時!? 我終於明白相對論了。雖然捨不得那張長椅，我還是戴上頭燈向馬鞍山進發。陳和順卻說身體狀態不好，決定退出。我也覺得自己的狀態很是糟糕，但作為隊長當然要死頂下去。

上馬鞍山已非首次，覺得是 piece of cake，所以一口氣上到山脊，沒有休息便馬上下山。其實一路上山我是半睜著眼，邊睡邊行。但下山的路太爛，必須打醒精神以手杖保持平衡和減少膝蓋的壓力，兩肩、手踠和雙腿崩緊酸痛。到了昂坪的避雨亭，整個人已精力耗盡，唯有向教練提出小睡15分鐘的要求。廖洪濤看見我的眼神，便批准睡夠20分鐘。我躺在長椅上，不消1分鐘，風聲雨聲聊天聲高速後退，我像掉進黑洞，直到被打鼾聲吵醒，剛好就是20分鐘。精神抖擻的我，卻見鄧偉棕律師捲縮在旁，才感到夜半的野外寒風刺骨。稍為定神，整隊人又再起行，南行往茅坪，上水牛山，快到基維爾營時，天已發亮，我卻累到沒心情欣賞黎明。這次輪到蔡導提出要睡一會兒。「10分鐘吧！」廖教練再一次特赦。

從基維爾營往大老山那段路並不難走，只要捱得過一小時多的斜路，後面多是在山腰走平路。看到草叢在柔溫的日光下隨風搖擺，一夜的倦意慢慢退去。我聽說許多毅行者是在基維爾營退出的。經歷了這夜，我明白他們的感受，卻也替他們沒有看到後面的風光而可惜。走着走着，翻過了大老山，終於到達此行的終點。一位名叫陳建榮的傳道人已拿着一盒熱棘棘的蛋燵在那裏等着。我記得928那天，他和幾個年輕基督徒一直守護大台，看見他真是百感交雜。

在水浪窩支援的朋友説，看見我們昂首闊步登馬鞍山的一剎那很是感動。其實我完成了這50公里後，信心跌入低谷。我感到自己連最後一分「飲奶力」都用盡，但正式毅行那天，我們還要走餘下的另一半路程，怎麼可能做到？整個晚上我反覆想起馬嶽所述的民主化過程的transition fatigue：疲累、失望、迷失方向。我也分不清這夜狀態欠佳，是身體操練不足或是最近一連串政治事件讓我喪志。

不過想到往大老山路上那明媚的風光，我是不甘心半途而廢。累極思累，唯有和隊員研究一下屆時如何安排睡眠時間、進食甚麽來補充體力、添置甚麽來減少受傷的機會。坦白説，我不確定自己是否能夠走到終點，但我絕不輕易言退。漫漫民主路，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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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中呼喚黎明

盛夏夜行，免了烈日煎熬，應該是賞心樂事。隊友卻建議加強訓練，在上八仙嶺前，多加九龍坑山一段，晚上八時便要起步。村民在山腳看着這班夜貓上山，皺著眉頭，以為我們不知道晚上勞累會傷脾損腎。但毅行者要走100公里山路，初學者如我等，能在48小時完成已是萬幸。因為屆時有兩個晚上要通宵行走，如果不及早鍛鍊，臨場被睏意擊倒，一覺醒來，活動可能已經結束。

夜裏走在山上，並非如想像般浪漫。空氣污染加上光災，在接近市鎮的路段並無披星帶月之感。與其靠星月指引，夜行者最重要是帶上頭燈。整個晚上，走在山間，看到的就是漆黑中被照亮的幾呎範圍。泥土、石級、雜草，泥土、石級、雜草，重重複復的在眼前略過。唯一令我抖擻精神的，是怕踏到如蟑螂般匆匆過路的昆蟲和撲面而來再急轉彎的蝙蝠。有時是自己衝進蜘蛛網，嚇得整個人清醒過來。

走到清晨三、四點時，已經極度疲憊，身體對任何刺激都十分敏感。我從來不知道那粗邊膠框眼鏡是如此沈重，壓得我鼻樑和兩額痛楚難耐。有隊友為了舒解壓力，邊走邊放音樂，我卻覺得厭煩，一個人離群獨行。每個人復原的方式不同，我卻記得聖經説「得力在乎平靜安穩」。學禪的時候，我們亦追求「放空」的狀態，夜行其實是最好的「行禪」體驗。在亂石中顛簸前行，不得不專注當下（否則跌死），無論香港政治如何糟糕，亦要暫時放下。用鼻孔不疾不徐吸入山中清新的空氣，慢慢用口吐出，觀察著吐納的規律，身體和精神自然放鬆。這種寧靜是夜行獨有。不過對大部份人來說，夜行最大快感，是在山脊上目睹破曉一剎那。看着一抹藍色，化入穹蒼；晨光初現，萬物蘇醒，聽得到貝多芬《快樂頌》在山谷迴盪。從黑暗走向光明，是夜行人最大的動力。

記得2014年民主毅行推動622民間公投時，我和蔡錦源導演選擇通宵夜行，是想將每日毅行的終點和明天的起點連結起來，象徵爭取民主永不間斷、有始有終。第一次夜行是從美孚走到藍田，中間在深水埗和旺角夜店派單張。炎夏晚上灑下雨來，地面一層霧氣夾雜城市的腥臭。20多人在牛頭角一面被蚊釘著，一面匍匐前行。最舒暢的一次，是從沙田走去大埔，因為路途太短，大家決定從火炭沿大埔道走到中文大學的峰火台聊天，再下山從後門走向科學園旁的海濱走廊。黎智英如舊的在清晨三時背着兒子的龍珠背囊與我們會合，默默地走到黎明。那幾個晚上沒有鏡頭相隨，我們這樣走着，是對自己一種交待，是要和明早接棒的朋友們相互砥礪。

雨傘運動無功而還，港大校委會否決陳文敏任命，奸人當道、小人得志，前路一片漆黑。沮喪中我翻查民主路上的先行者，遇上挫折時如何自處。南非的曼德拉被捕下獄，猛然發現黑人囚犯比起其他有色人種獲得更少食物、更差的囚衣，便將黑人平權運動帶進這個被人遺忘的角落，同時維持自己抗爭的意志。捷克的哈維爾在五年獄中生涯，透過思考和寫作「重塑自我」，誠實地面對自己的弱點，重新上路。長夜漫漫，這些人毅力過人，真不知他們是否在乎見到黎明的曙光。

歌德說：「流水在踫到石頭，才能激發它的活力。」但願李國章、盧寵茂是我們的石頭。易卜生說：「不因幸運而故步自封，不因厄運而一蹶不振。真正的強者，善於從順境中找到陰影，從逆境中找到光亮，時時校準自己前進的目標。」我不知自己有沒有這種能耐，只能緩緩呼吸、沈着前行，在黑暗中呼喚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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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毅行

為了參加年底樂施會毅行者，第一次行山集訓是在北潭涌起步，經萬宜東壩、浪茄灣、西灣山、西灣村、鹹田村，在北潭凹結束。這是麥理浩徑風景最美的一段。

我和隊友行完這段路，在茶餐廳愉快地、毫無內疚地吃西多士飲凍檸樂。回到家裏把鞋脫下，見腳趾長出幾個大水泡，兩隻腳甲變成紫色，不能觸碰。（其後得知我鞋買大了一號，本是好事，但腳在未腫大前鞋頭留有空間，落山時腳趾不斷撞擊，造成腳甲報銷。關鍵是要綁緊鞋帶最高的部份。）

這些小傷不足掛齒，但睡到夜半，膝痛發作，彎曲不是、伸直又不是，總之不能固定在一個姿勢超過五分鐘。每次轉換姿勢，帶來一次劇痛，周而復始，呻吟不斷。其後幾天，只要坐上一個小時就幾乎站不起來。出席隊友鄧偉棕律師行周年晚宴，偷偷在桌下搽藥膏，步履蹣跚才勉強回到家來。

這是為甚麽在佔中後，樂施會的廖洪濤向我發出毅行者挑戰時，我覺得這是mission impossible。少年輕狂，當年傷患重重無礙球場上征戰。留美期間，冰天雪地仍踏着單車迎風奔馳。後來發覺打球跑步時膝痛難耐，物理治療亦無大改善。回港後發覺濕潤的氣候最是磨人，膝頭往往比天文台更早預報雨天的來臨。醫生說是風濕關節炎，要靠止痛藥應付驟晴驟雨的日子。過去十年，公私兩忙，加上膝患，幾乎全無運動，每年體檢時都和醫生一起譴責自己。

但挑戰這個mission impossible並非一時衝動。幾年前，我在中國公民社會的一位戰友南下香港完成了毅行，對我衝擊甚大。他雖比我年輕，但患有哮喘和腰患，最終一步一腳印完成壯舉。他做到了，我沒理由不行。佔中後，民主運動的同路人都感到沮喪迷惘，我實在想做一些事情鼓勵自己，亦為身邊的人打氣。走上毅行之路，是希望大家敢於登高，向夢想進發。

我和樂施會淵源頗深，二十多年來在建設中國公民社會的路上有許多合作。樂施會以扶貧為本，除了協助農民解決一些耕作畜牧和生活所需的問題外，更致力促進公眾參與和政策改善。我推動的一些NGO能力培訓和教育傳播工作都有樂施會的身影。我曾是樂施會中國項目委員會成員，到過貴州看他們扶貧的成果。農民由衣不裹體、人畜共住的處境，透過學習養鵝種菇的技術慢慢走出赤貧。還記得當時和一位農婦聊天，看她摸着頭頂的帽子，神情尷尬。原來她剛剪下長長的頭髮，變賣了好幾百元幫助丈夫醫病和小孩上學。但當她帶我參觀新房子，即使空盪盪沒幾件傢俱，從她炯炯有神的眼睛，看得出樂施會讓她在困苦中見到希望。

因為一直支持樂施會，到了去年「民主毅行」呼籲622全民投票時，樂施會與我們的行動切割，令我份外痛心。但我了解到其後樂施會對此草率的表態有深切反省，我亦不想用單一事件論斷一個多年來為公平公義奮鬥的機構。我們組織「民主毅行隊」走在山上，希望大家明白，爭取民主的人，最終是希望為人帶來幸福的生活，特別是改變底層人民的命運。能支持樂施會的工作，用蔡東豪的話：與有榮焉！（編按：以上文章由陳健民撰寫）

蔡東豪：「經歷巨變的人改變生活模式，治療自己，找新方向，陳健民愛上毅行者，不是偶然。請支持「民主毅行隊」，Team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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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蔡導的行山記錄!

腳踏實地做不可能的事

佔中之旅令我感恩之處是沿途遇上許多有理想、有擔當的人，他們亦在這次毅行中陪行和提供支援。

雨傘運動結束後，樂施會的廖洪濤向我提出挑戰：参加2015年樂施會毅行者，48小時內走完全程100公里麥理浩徑。對於一個有膝患的書生，毅行是超乎想像的事。但佔中無功而還，民主運動的同路人迷惘沮喪，我需要為自己和旁人打氣。接受毅行的挑戰，便是堅持腳踏實地，做不可能的事。

我首先邀請佔中其餘二子。朱牧師說: 「我年紀大了，你好好地走吧！」戴耀廷卻連WhatsApp都不回。向邵家臻發出邀請，話音未落，他便一直搖着頭、漲着臉說：「不要講笑、不要講笑。」向老友陳祖為提出，他揶揄我有過度活躍症，佔中剛過便再興風浪。他說寧願和我公民抗命也不與我暴斃山野。

第一個答應參與的是佔中十死士的鄧偉棕律師，那是經過兩個星期的考慮。其實他經常行山，只是覺得一口氣走100公里不可思議。但作為我大學時的室友，和我走過佔中之路，不妨捱義氣多走一程。鄧偉棕做過記者、政府AO，再進修成為律師。他經營的律師行以「維生維權」作為宗旨，在搵食之餘，為許多NGO做法律顧問，更為不少佔領者提供法律支援。這位律師行老闆生活十分簡樸，當年在大學課堂上他經常穿着拖鞋和破爛汗衣，今天情懷未變，覺得閱讀和奉獻才令心靈富足。

另一位加入毅行的，是蔡錦源導演。蔡導原在「大台」工作，後投身王維基的香港電視。「一男子」拒絕發牌港視，他猛然醒覺不民主的制度如何縱容不公，便和其他港視員工發起人類歷史少有的爭取「睇電視」抗爭。港視事件後他便投入佔中運動，三子扮「政改三人組」的短片便出自他的手筆。「民主毅行」推動6．22民間公投時，他堅持每天帶隊通宵夜行。有一晚我們在最後一分鐘才能通知支持者夜行路線，我問他有何打算，他淡淡回應說：「就算一個人，都會走完全程。」記得這位硬漢子有一次在義工分享會中說，他以前很看不起我走入中聯辦與京官談判。我不知道他現在是否理解我對「談判與抗爭互補」的看法，只希望他與我並肩走過連綿的山頭後會多點信任。

毅行由四人組成一隊，但最後一位成員的加入卻有波折。除了陳祖為外，我另一位知己是一位城市規劃師。此君大學時是讀哲學起家的，後覺得哲學離地便轉讀宗教。畢業時覺得教會離地便做了議員助理，最後還是覺得政治虛無，轉而從事城市規劃，而且專注電腦軟件應用。即使走到技術的前沿，因為種種的意識和政策限制，始終没法為人提供一個好食好住的宜居城市。最後，最後，他的理想主義還是在土地裏得到救贖。現在他醉心耕作，推動永續栽培。對於以佔中爭取普選、對抗指鹿為馬，他心底支持，但礙於公務員身份不便參與。我在三十多天留守金鐘的日子，他和太太搬進我家，照顧我家人，並茹素祈求上天賜我平安。佔中後當我提出毅行，他不假思索便「跳上賊船」，誰知經過幾次「操山」，身體問題浮現，最終退下火線，重回「支援」的位置。

毅行最大考驗有：膝頭和友情
要尋找隊員補上並不容易，要是民主同路人，又不要體能太强或太弱，最後竟想到陳淑莊。佔中運動前我只在傳媒上見她，是議員、大律師又是演員，總覺得celebrity味道好重。但兩年多以來，和她一起做文宣策劃、擺街站、遊行示威等，她都是落手落腳，鞠躬盡瘁。淑莊精力無限、點子多多，有她出現，義工便精神亢奮。我知道她曾隻身在南美洲和尼泊爾爬山，熱愛山水的她，自然關注環保，對政府胡亂斬樹份外生氣。我很高興她加入我們毅行隊伍，唯一擔心的是她一馬當先，我們望塵莫及。

佔中之旅令我感恩之處是沿途遇上許多有理想、有擔當的人，他們亦在這次毅行中陪行和提供支援。蔡東豪在恐懼和誤判後得以復元，上山是力量的來源。陪着我們這班行山初哥，他不僅給予技術指導，更分享了許多行山的領會。他說毅行最大的考驗有兩個：膝頭和友情。團隊精神至為重要，因為樂施毅行是以整隊衝線時間來計算，即是說：你怎樣快亦快不過最慢的隊員。互相扶持砥礪，同步完成是精髓所在。除了東豪以外，還有不少朋友教我如何以裝備和步行姿勢保護膝頭。原來適得其法，可跨越許多夢想的禁區。

毅行要走超過40小時，沿途要有許多物資和精神支持。李律仁是我在耶魯大學時認識的朋友，畢業後到哈佛大學讀法律。這位青年才俊本是政府樂於收編的對象，但毅然出任三子民事官司的義務律師。這次毅行，他又擔當支援協調人。多年來，友情和正義感，一直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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