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劉敗選贏了甚麼？

特首選舉提名戰，中聯辦和建制派對葉劉不屑一顧。黯然出局後，她在政壇如何走下去？

這讓我想起2003年和葉劉初次交手時，她意氣風發的模樣。當時我參與了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的「基本法23條小組」，一直觀察整個23條立法過程。起初社會反應並不十分強烈，大律法公會的意見並非全面反對立法，而是覺得可在原有的法律上修訂以符合基本法23條的要求；如果真要獨立就此條立法，必須平衡各種人權的考慮。但由於社會對23條有各種的憂慮，我們建議時任保安局局長的葉劉先與學者和NGO 代表進行閉門對話，測試水溫。誰知葉劉在會議上與學者舌劍唇槍，還帶着教訓的語調叫教授們要愛國。我當時暗忖：如果對着這些溫和的學者都爭辯得臉紅耳熱，她面對公眾時有甚麽後果？後來事態的發展都寫進歷史了。我不知有多少人詳細看過修訂後的法案（有建制派認為是剝牙老虎，不通過也罷），但肯定許多市民反對23條是因為葉劉的傲慢，令他們覺得政府麻木不仁、與民為敵。

葉劉問責下台後，到史丹福大學隨民主理論大師Larry Diamond 學習，回港後我們曾一起午餐。席上，我覺得葉劉在性格和識見上都有很大變化。她認為當年推23條失敗，主要是因為政府缺乏認受性（legitimacy)。我不知她是否以此為個人的錯失找下台階，但後來在一個論壇上我見她帶着 The Breakdown of Democratic Regimes: Crisis, Breakdown and Reequilibration 一書細讀（此書是我老師Juan Linz 的作品，他曾着力研究認受性的問題），看來葉劉的確在思考制度問題。此後我見她努力組織智庫、參與直選、成立政黨、在那裏跌倒便在那裏起身，不得不佩服她的毅力。

但時間稍為過去，葉劉親近權力的衝動逐漸摧毀她的判斷力。譬如她看到佔中現場充裕的物資和佔領者使用Telegram ，便憑空説是外國勢力的操控；當她在佔中後鼓吹23條立法時，完全忘記了沒有民主制度的制衡，賦與政府如斯龐大的權力是多麼危險。迷戀權力使人愚蠢和媚俗，連葉劉身邊的人都帶有這種氣息：田北辰指責反對689的哥哥不是稱職的建制派、容海恩為了護得西環的助選而甘於成為破壞一國兩制的合謀。為了擠身權貴行列，葉劉被麒麟撞倒再爬起身；她的酸言醋語，贏了「葡萄劉淑儀」之名。

幸好上天對她不薄，在這次特首選舉提名戰中，她輸光輸淨後反而贏得了一絲同情。曾經問責下台、接受直選洗禮、努力做政策研究、天天和泛民吵架的她，雖有如此「擔當」，卻連入閘與「師妹」辯論一下都沒資格；看她不斷修改政綱，東奔西跑向泛民選委拜票，難免令人感到悲涼。但如果她批評這個選舉不夠公平、如果田北辰說只有四人入閘才令人服氣，請你們不要忘記你們曾經流着眼淚支持831決議，而831是規定2至3位候選人，不是4位啊！

究竟葉劉是真的覺在現在的制度不公平，還只是抱怨北京對她不公平？在退選之後，我聽到她在商台的訪問中，説林鄭在1200人的選委中無論取多高的票數，都不能與普選帶來的威信相提並論；她亦覺得網民質疑她和泛民有魔鬼交易是無稽之談，認為民主社會就是要有反對派監督政府。這時的葉劉就像她剛從美國回來的模樣，完全理解到管治困局是源於政府認受性不足，而唯有普選才能解決此問題。我真心希望，她在挫折中生出的謙卑和清醒不會在稍後安慰獎臨門時便煙消雲散。但願她能夠銘記電台上幾位市民的囑咐，往後走上一條更獨立自主的路，和香港人一起爭取民主。那麽，她這次敗選得到的將不是一時的同情，而是持久的尊重。

民主是善治之本——與王卓祺釐清兩個概念

筆者在2014 年1 月6 日於本版回應王卓祺教授於2013 年12 月17 日發表的〈西方民主制度是靈丹妙藥還是興奮劑？〉一文，希望他不要幻想有政治上的靈丹妙藥，而是要為一個已發展出獨立的司法、活躍的公民社會、自由的傳媒的香港對症下藥，實行民主。王教授於2 月10 日於此版再次為文，細列數據以說明民主如何無助經濟發展、民主國家的人民對政府信任度偏低云云，再次重申民主只是興奮劑，對改善管治毫無幫助。

經濟績效只是善治其中一個指標

我和王教授在大學都有指導學生進行研究，都知道在鋪陳數據之前最重要是先釐清概念，否則會因為偏差而損害研究的有效性。王教授原來要討論的問題是民主是否帶來善治（good governance）。良好的管治當然涉及到政府的經濟績效，但經濟績效卻只是善治的其中一個指標。而在經濟績效這概念中，經濟增長率更不是唯一的指標。所以在此文我不打算像王教授一樣花大量篇幅討論一個非常爭議的管治指標（對成熟的經濟體制，單看經濟增長率更是非常偏頗），而是重申善治的概念的多面性和與民主制度的關係。

正如我前文所述，聯合國亞太經濟及社會委員會定義善治包含8 項元素：公眾參與、尋求共識、向社會問責、高透明度、適切回應社會訴求、高效能、平等包容、法治精神。高效能當然涉及經濟績效，但假如一個國家經濟猛速發展，但卻分配不均、貪污腐化、法治不彰，很難被評為一個善治國家。我建議過王教授參考世界銀行的世界管治指標（WGI），當中就涉及法治、反貪、政治穩定、政府績效、規管、言論自由與問責等指標，簡單看一看全球的排名便知道民主國家表現較優。如果王教授不想回到他原來討論的善治問題，而想集中討論「發展」此議題（ 此乃從他特別關心經濟增長率而推論），亦應採取更廣闊的發展觀。譬如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從1990 年開始發布人類發展指數（HDI），以預期壽命、教育程度（識字率）和生活水準（人均GDP）來衡量人類的發展情况。這指標比起以單一依賴人均GDP 的經濟角度更全面量度社會的發展狀態。以社工出身的王教授沒理由將自己推到最狹隘的發展主義角落！

最高人類發展指數國家都是民主國家

我嘗試以人類發展指數和Freedom House對國家的自由度（包括公民自由與政治權利），分析全球186 國家／地區在2012 年的情况。於這186 國家／地區中，有84 個被評為自由（自由民主體制），57 個是半自由（包括不自由的民主或沒有選舉的自由社會）和45 個不自由的國家／地區。當中不自由和半自由國家／地區的HDI 數值相近，為0.59 和0.60， 然而自由國家／ 地區則為0.77。自由國家與不自由／半自由社會的HDI 數值相差明顯還有一段距離。筆者以回歸分析（Regression Analysis）來測量其相關性，發覺愈是自由，HDI 數值愈高，而且達至統計學上的顯著性。

從附表中可以看到在2012 年全球最高人類發展指數的國家都是民主國家，而排名最低的10 名卻都是一些混合體制或專制國家。在人類發展表現最好的國家／地區中，有兩個異例：香港作為一個自由而沒有普選的社會，排名13；新加坡作為一個沒有充分自由的民主國家，排名18。但正如我之前文章所述，這兩個社會都面對着 「政治滯差」的挑戰，即是說其政治制度愈來愈與社會期望脫節。政府當然可繼續抗拒歷史的洪流以維持現時的混合政體，代價是要承受此舉引來的種種社會矛盾。王教授可能覺得兩地的年輕人太受「後物質主義」影響、太講權利甚至「未富先驕」，但這種埋怨對於處理政治問題沒有益處。既然世界上有那麼多的民主國家都能達到善治和均衡的發展狀態，為什麼我們偏偏要相信香港實行普選就會變成菲律賓和泰國？

為何中國政府要花大量維穩費防民之口甚於防川？

王教授文章的另一重點，是引用民調數據指出民主國家的政府支持度／信任度甚低，而中國政府反而評分甚高，可見民主帶來政權認受性（legitimacy）的說法沒有根據。正如此文開始所述，我們在分析數據之前最好先釐清概念。如果我們採用Juan Linz 的底線定義（minimalist definition），認受性便是一種信念，認為即使有現存的政治制度有缺點甚至出錯，但相對於其他可能建立的制度，它仍是較好和值得服從（the belief that in spite of shortcomings and failures, the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re better than any others that might be established and therefore can demand obedience.）。如果掌握了這個定義，便知道在一個有認受性的制度下，人民仍然可以不信任選出來的政府。甚至可以說：正正因為人民不信任政府，我們才需要一個民主制度！

王教授可以想像一下，假如台灣今天不是實行民主制度（或者民主制度仍未整固），一個只有9%支持率的馬英九政府每天要面對幾多群眾壓力要求他下台？相反，王教授如果認為民調反映中國政府在民眾眼中有如此深厚的信任度，為何中國政府要花大量維穩費，防民之口甚於防川？Juan Linz 一直強調認受性是針對政治制度，而非針對個別政府的表現。正因為這種分別，民主國家在面對經濟逆境的時候亦較能避免政治動盪。

因為民主制度鼓吹「批判性公民」

（critical citizen），而專制政權因為資訊封鎖和政治恐懼的原因，令學者非常小心解讀不同政體下對政府評價的數據。但對於一般讀者，看見我和王教授不斷鋪陳資料，又重新解讀對方數據，一定感到頭暈眼花。或者我將爭論簡化成一個現象：究竟是中國或是西方民主國家面對更嚴峻的治理問題？就看一看那些權貴在送孩子出國讀書、個人資產外流和移民的時候，走向民主抑或專制的國家便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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